上世纪五十年代位于顺天府衙门旧址（今交道口东公街）的河北北京中学校门，其前身是1902年建于地安门外的顺天中学堂。一百多年间，这所中学堂历经多次变迁。如今，顺天中学堂地安门外原址上是北京五中分校。
北京四中复建的老校门，其前身是1907年设立于西什库的顺天中学堂。它与1902年开设于地安门外的顺天中学堂不是一所学校。
随着寒假的结束，中小学生们新的学期又开始了。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中学、小学这种学制是十九世纪末才出现的，它是清末“新政”的产物。随着新政的颁布，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学堂。在这些学堂中，顺天中学堂以及五城学堂是最早出现的中等学堂，开当时全国中学教育之先河和示范。
顺天中学堂最初的校址在地安门外一处由清代兵将局查抄的官房。后来，这所学堂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大学预科，这所学堂便改名为顺天高等学堂。
在顺天中学堂改名为顺天高等学堂后不久，为了弥补北京城中学堂的欠缺，1907年，北京又开设了一所新的“顺天中学堂”，学堂的地址在西什库。1912年，新成立的顺天中学堂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这就是如今北京四中的前身。
而最先开办的顺天中学堂（后改为顺天高等学堂的那所），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历经变迁，如今顺天中学堂地安门外旧址上是北京五中分校。
本期，在梳理两所顺天中学堂历史以及其他中学前世今生的同时，一窥当年北京近代中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1 戊戌变法催生顺天中学堂
1898年，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展了戊戌变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也是我国第一所在“中央级”政府主持下建立的综合性近代大学。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定位除了作为最高学府外，还兼履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从各方面看，它都继承了国子监原有的功能。
1898年7月3日，在光绪皇帝批准、协办大学士孙家鼐的主持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当年8月份，孙家鼐在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就意识到了大学堂的生源问题：只有中学堂和小学堂建立起来后，大学堂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涌进来。不久，孙家鼐又奏《多设中小学堂折》：“开办大学堂，必须多设中学堂、小学堂，以便取材。而风气初开，学堂尚不多见。……臣维皇上垂意大学堂，将以造就通达时务之人才，而大学堂肄业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
当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成为百日维新遗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同月，孙家鼐会同当时的顺天府府尹胡橘?上书朝廷，在奏本里面他们称顺天府为全国首善之区，较之各地省会城市“尤为重地”，因此请将金台书院改建为顺天府中学堂，开全国中学教育之先河和示范。这一提法得到了朝廷的首肯，于是他们便到崇文门外的金台书院实地考察办学条件。但最终认为金台书院“讲设无多”，不能跟上将来学校规模不断壮大和发展的节奏，因此再次上书建议将地安门外兵将局一处查抄的官房拨给顺天府，以便为即将成立的首善中学堂所用，这一提法再次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朝廷的批准。
然而戊戌政变之后的改革停滞期以及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事件，也就是人们熟悉的“庚子之变”，使得清政府遭受极大打击，清朝的户部衙门被焚毁，因此朝廷先紧着户部官员，将兵将局的这处官房拨给了户部使用，成立顺天中学堂的事则因此也被拖延下去。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不久陆续发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诞生。也正是在1901年，当时的顺天府尹陈璧在距离地安门不远的顺天府学（今府学小学）里创设了西文东文学堂。没想到这些开启民智的教育机构吸引了当时大批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学子们，见此情景，陈璧上书朝廷，申请要回地安门外兵将局那块房产以扩大办学。他在上书中称此地距离自己办公的顺天府衙门（今东城区交道口东公街）非常近，作为顺天府尹，他可以经常到这所学校来督导并视察教学工作。关于兵将局官房的基础设施，陈璧在奏折中说，此地“屋舍多而堂宇隘”，如果设立官府衙门则觉得特别拥挤，而如果设置成学校则“体制无处不足”。因此他强烈建议等到原户部衙门重建工程结束，此处房舍空出后，由顺天中学堂接收作为新校舍使用。光绪皇帝对此提议予以支持并很快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