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明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指出:“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领导干部是掌握权力的关键少数，要做到依规用权、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权和责的关系。
正确行使权力，必须依规用权。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党纪严于国法。领导干部首先要在党纪党规范围内，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纪律、规矩意识，依规履职，依矩用权。要常思权力从哪里来、该怎么用，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自觉用党纪党规约束和规范用权行为，决不能超越党纪党规搞我行我素、自行其是。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纪律条规的制约，克服和抵制违纪违规行为，权力才会回归为民的本质，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确行使权力，必须依法用权。权力有边界，其依据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无授权不可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搞清楚在法律制度规定范畴内什么权能用、什么事能干，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知法犯法。那些落马的腐败分子，大都是从触犯党纪国法开始步步陷入犯罪深渊的。周永康、薄熙来等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无视法律、破坏法治，导致法治不彰，教训极为深刻。领导干部必须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自觉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谋划工作时的法治思维、处理问题时的法治方式，为全社会作出表率。
正确行使权力，必须秉公用权。“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领导干部手握国家公权，关乎民生休戚。要时刻牢记“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的告诫，做到事事出于公心、时时秉公用权，不能弄权、揽权、越权，更不能持权自重、以权谋私。要时刻牢记慎以用权的要求，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拎着乌纱帽”弄权做官，不能“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要严格按照政策办事，公平不倾斜、公正不护短、公道不藏私，以正律己、以公服人，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正确行使权力，必须廉洁用权。廉洁自律是用权的底线。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好廉洁从政这道关，担起廉政建设这份责，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制金钱、物欲、美色的诱惑，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要立家规正家风，切实加强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管教、提醒和约束，不优亲厚友、厚此薄彼，不为“小圈子”“自己人”“身边人”利益而打“擦边球”“越红线”，不借公权谋私利。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坚决防止暗箱操作现象，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大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参加了代表大会，马克思当时居住在布鲁塞尔因为经济困难没有能够参加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共36条)，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带有阶级性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会还讨论了显然出自恩格斯手笔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22个问题)，然后由代表大会的秘书海德(威廉?沃尔弗)和主席卡尔?席尔(卡尔?沙佩尔)于1847年6月9日签署并分发给各区部和支部讨论。这是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具有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纲领稿本。尽管这个《信条草案》还不够完善，但是恩格斯在这里已经详尽地对共产主义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此后，恩格斯又受巴黎区部的委托于1847年10月底?11月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原文基础上写成了更加完善的第二个纲领稿本----《共产主义原理》(共25个问题)。这个纲领稿本比起《信条草案》来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也就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从巴黎写信给马克思，谈到他自己所写的这份纲领草案。他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的非常粗糙、十分仓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页)恩格斯起草的《信条》写的通俗而简洁，本来是更适宜于直接的宣传鼓动任务的。但是恩格斯认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表现出来的宣言，应当舍弃那种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教义问答》形式，这样恩格斯就在他那25个问题中改用简单的叙述体写成了新的纲领稿本即《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直到1914年才第一次发表，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直到1968年才由瑞士的马克思学家贝尔特?安德烈阿斯在汉堡一家图书馆收藏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尔滕斯的文稿里发现和公诸于世。关于这个纲领稿本的内容，恩格斯在上述的那封给马克思的信中紧接着写道：“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同上)《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准备文件，其中许多重要原理都包括在《宣言》中并在《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此后，到了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席了大会。大会在讨论纲领的时候，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答复了种种疑问，把大家都说服了。于是，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两人起草党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马克思于12月13日前后从伦敦回到布鲁塞尔，恩格斯于12月17日从伦敦到达布鲁塞尔，12月21日前后返回巴黎。此时，马克思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作了几次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直到12月底才着手写作《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这两个纲领稿本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三个纲领稿本----《共产党宣言》，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构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以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作为逻辑起点，说明共产主义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势力。马克思在以后的四章正文中逐步深入地展开了《共产党宣言》的逻辑行程，这一逻辑行程分为四个逻辑阶段。第一个逻辑阶段，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历史和阶级斗争结局，特别是无产者阶级和资产者阶级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结局作了历史的叙述，阐述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从而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二个逻辑阶段，马克思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以消灭私有制和消灭私有观念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种种诽谤和责难。第三个逻辑阶段，马克思运用历史文献批判地阐述形形色色的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多元演化的历史过程，阐述科学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劳动价值论(以及此后发现的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并有其思想材料作为理论来源，然后才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第四个逻辑阶段，马克思运用现实的矛盾分析通过对各种反对党派的关系和态度的客观描述阐明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策略原则，即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以及参加当前阶段的政治运动，始终特别强调以所有制问题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积极组织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实现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变革等等。最后，《共产党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行共产主义革命作为逻辑终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新的科学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阐述科学共产主义，而在阐述这一主题的逻辑形式上则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在1848年1月下半月写完《共产党宣言》，《宣言》的原稿在1848年1月底寄往伦敦付印，最初用德文于1848年2月24日左右出版，共二十三页，此后于1848年内在伦敦又重印了一个三十页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出版时，是一个狂风暴雨降临的时刻。1848年革命的风暴迅速地席卷了整个欧洲，《共产党宣言》被当作强有力的宣传鼓动武器，首批印刷的一千册从伦敦运到革命的巴黎，并被分发给在革命发生后从侨居地回到祖国的德国工人。《共产党宣言》一发表就立即获得广泛的流传，在1848--1850年《宣言》被译成了很多西欧国家的文字：法文、丹麦文、瑞典文、波兰文和英文。到现在，《宣言》据统计已翻译成七十多种文字，有一千多种版本。在我国，早在1906年和1909年就陆续节译了《宣言》的部分内容。到了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1920年4月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全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是在中国传播最早的马克思著作之一，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中成为共产党人观察国家命运和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最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起草，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2月正式发表。
一个政党的前行，因有旗帜的引领而不会偏航;一个民族的奋进，因有旗帜的引领而注定辉煌。“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1835年夏天，年轻的马克思如是说。
17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作为一个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起伟大旗帜，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