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公务员红包：靠承诺不如靠法治
23日从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察局获悉，成都市下发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从即日起至12月底，成都将集中整治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12月5日前，所有领导干部都将公开承诺“拒收不送红包礼金”。(11月24日《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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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收红包需要立法先行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公务员(微博)一承诺不收红包了，就真的能还一个干净的官场吗?显然不可能。一则，公务员自己不收红包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是可以收吧?而类似的新闻并不鲜见，这必然会消解承诺的善意;二则，运动式的清理公务员收红包，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重庆市集中整治红包，全市公务人员上交“红包”5500多万元;到了，重庆市再次进行整治，公务员主动上交“红包”6576.3万元。由此可见，运动式的整治，其现实价值不甚理想。
以此次成都市的整治方案来看，虽有亮点，如将查网络电子钱包，这是为了防止“收红包”方式的转变;但此次整治亦有不少软肋，如收取红包者，最多就是公开曝光、内部通报等处罚，这样的惩戒，显然难以形成足够的震慑力，也不可能真正约束住公务员收红包的“手”。
就规范红包而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为红包是一个极具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学习香港、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以台湾地区为例，就通过了“不违背职务行为行贿罪”，不仅对公务员违背职务行为收贿者，订有罚则;向公务员送红包的民众、厂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再如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众向政府人员送红包是很常见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这样的行为便渐渐消失了。
从这些经验来看，承诺要靠得住，要法律法规做什么?因而，禁公务员收红包，靠承诺不如靠法治。毕竟，给公务员送红包的背后，难免有利益兑换，也难免有贪腐的嫌疑。那对于任何的收红包行为，不妨以受贿罪处理;对于任何送红包的行为，也可以行贿罪处理，同时，也可让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督管理。自然，要达到这样的良性状况，还需立法先行，让一切成为制度设置的“标配”。
龙敏飞
建议
要形成不敢腐的高压阵势
应该说，成都《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通过加强教育引导、全面自查自纠、公开书面承诺、加强监督检查、查处典型案件、注重源头治理等方式，提前预防，专项整治，狠刹领导干部接受和赠送红包礼金歪风，切实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是对腐败“零容忍”的表现。
但笔者认为，只曝光收红包还不能对腐败行为形成足够的震慑作用。不仅如此，所谓的公开承诺“拒收不送红包礼金”，也有点类似“廉洁操”的味道。
不是说他们对惩治收受红包措施不力，而是认为“曝光”与“收受礼金”入罪相比，有避重就轻，高举起轻落下的意思。据9月28日京华时报，刑法修正案(九)拟定新罪名“收受礼金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罪问题。
虽然“拟定”，但它对我们所释放出的信号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干部“收受红包”是“礼尚往来”，“收礼”即预示着“受贿”，是一种腐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收受红包”罪与非罪，不仅是反腐新形势的需要，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更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表现，它彰显了我党对腐败的“零容忍”，是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深入与继续，是建设廉洁政府形象的细化，是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机制的需要。
笔者认为，“收受红包”罪与非罪孰轻孰重对比明显，只曝光，接下来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显然对收受红包还不足以构成震慑，建议除了对收受红包曝光外，还应该用“重典”，才能形成不敢腐的高压阵势。
韩玉印
提醒
查红包别追求轰动效应
应该说，成都整治领导干部收“红包”有诸多亮点：关注到网络“红包”，将查网络电子钱包;领导干部父母、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及身边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接受红包礼金，将追究该领导干部的责任;每周都对整治进展进行通报。对查处的领导干部收送红包礼金典型案件，将点名道姓进行内部通报，或在“廉洁成都”网站公开曝光……这些整治措施是以前很少有的，整治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整治“红包”仍然留有“死角”，这让人觉得挺遗憾的。
其一，整治“红包”依然透着“官本位”，这次整治对象为副科以上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有收“红包”现象，但级别低一点的难道就不会收“红包”，只要手中有权力，就有可能收“红包”，也应该纳入整治范围;其二，整治“红包”仍然使用“自查自纠”的方式，这种方式太老套，实践也证明没有多少作用;其三，整治“红包”有时间限制，这次整治“红包”是到12月底，是否明年就不整治了，就可以收“红包”了?整治“红包”应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其四，整治“红包”不能限于“运动式”整治，应该是常态化的。在整治阶段，领导干部可以不收，但等过了元旦，就有可能会加倍疯狂地收;其五，整治“红包”并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监督力量。虽然这次整治“红包”通过“廉洁成都”网络政务平台、“12388”、“85111111”举报电话，及时受理群众举报，但如果实施有奖举报措施，则效果会更好;其六，整治“红包”仍然是在事先大张旗鼓，大敲警钟。很是怀疑，如此整治，难道还有领导干部会收“红包”吗?
整治“红包”应“不留死角”，应静悄悄地进行，应真刀真枪，更重要的是常态化。如此整治“红包”，才会让领导干部不敢收“红包”。否则，效果堪忧。
王军荣
评判
必须铲除红包文化
收红包由来已久，已由官员传染到教师、医生等职业。虽然人们痛恨收红包的，可是人们却又身体力行去送红包，恐怕这也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现在成都市专门出台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了不能拒收红包的上交时间，也强调了对查处的领导干部收送红包礼金典型案件，将点名道姓进行内部通报或在“廉洁成都”网站公开曝光，彰显了成都市整治红包的态度和决心。可是人们送红包尤其是逢年过节给领导干部送红包，并非是要求领导办事，只是出于心中的感谢或随波逐流或储备感情以备不时之需，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借机进行大肆行贿，但这毕竟都是少数。
千百年来，我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领导给予了关照和支持，我就应该有所表示;我给予他人关照和支持，有所得也是应该的。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赠送和收受红包，就是因为红包被赋予了文化内涵，人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赠送和收受红包。可以说这是给领导干部送红包的文化基础。也正因为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各地各级也都采取了集中治理或清理，可是红包如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所以，要走出整治收送红包的怪圈，就铲除红包文化这一思想基础。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干部和服务行业工作人员宗旨观念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等进行“洗脑”，对他人进行支持和关照是职责使然。使他们从内心深处树立拒收红包的理由;另一方面，要加快“礼金入刑”的步伐，彻底颠覆人们内心深处“收吧收吧红包不是罪”的陈旧观念，让收红包者付出代价。
李方向
三言两语
领导收红包，不管有什么样的说辞，都有可能变成以权谋私，由此，必须杜绝，而不能以人情论。
—周益明
有承诺总比没有承诺强。
—谢晖
“红包”就是腐败，腐败光靠承诺杜绝，杜绝得了吗?
—王大雷
“承诺书”充满了善意初衷，可也仅限于此，不能起到任何效果，唯一的办法，只有靠法律。
—张晶晶
所谓公开承诺，和作秀有啥区别呢?
—张军
要让法律法规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要加强监管，不能光做这种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表面文章。
—杨军可
党员干部利用节日收受红包，并非“礼尚往来”这么简单，它是“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胡炜
起码体现了政府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马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