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十三五”规划是一项系统而重要的工程，各地、各部门和条线都在如火如荼地调研、准备中，再加上此类“接地气”的征求民意，相信一定可以科学、圆满地完成编制。本人先后有幸在基层法院、基层组织部门和省社保中心工作，结合自己的亲身工作体会，对这三个岗位目前存在的难题与困境深有感触，现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分析和思考，希望能为规划编制领导小组编制提供一点思路。
法院方面：基层执法部门和执法工作者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政治任务、维稳压力与依法办事、维护法治权威之间的矛盾，基层相当一部分群众恶意制造或宣称制造群体事件、上访事件，来干扰执法或办案，从而达到其自己目的，基层执法人员往往也怕出现不稳定事件而放弃法律，选择和稀泥甚至违背法理的做法，这不仅会让其他广大群众纷纷效仿，更会导致百姓“信访不信法”的心理蔓延，大大影响了法院的形象和法治的权威。建议在明确责任和监惩机制的基础上，取消或减少司法办案人员的维稳、信访、上访考核指标，让司法机关、执法人员心无旁骛地维护法治、严格执法。如果说提高法检人员待遇、明确案件终身负责制等司法改革举措是增强法治建设的外在动力，那么我想执法人员“去政治化”、执法标准“单一化”则是对他们内在的心理减压。
基层组织部门主要是干部、组织、人才三大块，干部选拔方面越来越规范，但仍存在群众不理解甚至误解的情况，建议借鉴法院人民陪审员制度，逐步挑选有素质、有威信的群众参与到干部考察过程中去，毕竟“互信缘于透明，谣言止于公开”;组织工作主要困境也是“接地气”不够，理论性文章和政策调研占了基层党建工作的主要方面，建议可以利用党组织的全覆盖，广泛开展诸如”寻找遗失婴儿“等百姓关注、期盼的实在事情，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人才工作建议要将对基层的考核指标从单纯的“招引”数量、层次转向“留住”人才和人才利用程度上来，避免人才资源浪费、流于形式。
社会保障事业目前存在险种不全、保障体系之间关系的不够衔接、信息系统支撑不够、经办力量跟不上等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上级经办机构对下级机构无约束力，很多地方的经办机构出于地方利益考虑不能严格执行上级经办机构的政策和要求(如最基本的最低缴费基数，各地都自行其是)，极大地损害了全省社保政策统筹的公信力，本人认为这些问题关键要从体制上解决，社会保障是较为重要的民生事业，与税务、工商等一样事关民生与稳定大局，且相对较为专业，建议可以逐步考虑垂直管理，即便条件不成熟也可以参照市、县的做法，对省社保中心进行升格为二级局(省社保中心现有49名工作人员，下含设10个科室，却和其他3、4个人的普通部门同等级别，而地方社保中心均已升格)，增加省级社保经办机构的话语权与人力财力投入，避免权责不等、权威不够的尴尬地位。
【篇二】
用长达三年的时间，先后经历以上十个步骤，才制定了一个全国五年规划《纲要》，如果说其中没有民主，就如同说一部七十多万字的《红楼梦》中没有描写爱情一样。中国五年规划决策不但是民主的，而且还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调查研究。重视调研是中国政府决策的最大特点，也是五年规划编制的突出特点，中国的历次五年计划编制都开展系统的、专门的调查研究。“十二五”规划编制期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调研，包括最高决策者开展的调研、规划起草组开展的调研，以及参与决策咨询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智库等开展的调研。恰恰是通过广泛的调研，使得决策者能够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使得五年规划编制能够做到实事求是。
“十二五”规划编制期间也召开了若干次片会(指按照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等划分的区域座谈会)进行调研，但都是由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主持。“十三五”规划编制期间的调研有一个创新，即同志围绕着“十三五”规划编制分别在浙江、贵州和吉林召开不同省区负责人座谈会，与省区市负责人直接交换意见，对于“十三五”规划编制做出部署。这在我们国家规划编制历史上是首次。
第二，广泛协商。规划编制通过反复的交流、比较和协商来逐步实现其科学性，这是一个寓科学于民主的过程，包括前期的头脑风暴与初稿形成，编写过程中的内部反复商讨，以及基本思路、《建议》、《纲要》草案、《纲要》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的多方、反复征求意见。这种几上几下的协商与集中，恰恰是中国式的协商民主。
第三，大众参与。五年规划编制是一个汇聚民意的过程，与政治参与不同，群众路线要求决策者主动地逆向参与，深入广大人民群众，鼓励普通公众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与需求。我国决策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决策者逆向参与。除了专门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建言献策活动外，决策者还通过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的公众意见来实现公众的广泛参与。
“十三五”规划编制前期就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渠道，6月，国家发改委和各地方政府专门开通了“建言‘十三五’”微信公众平台，听取并采纳公众建言。
第四，民主集中。只有通过高度的民主，具备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才能处理海量分散的、不充分的信息，才能面对参与者的多元利益。“集思广益”决策通过“屈群策”机制来收集分散的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通过“合议决”机制来达成政治共识;通过“广纳言”机制来克服个人在决策上的片面性与主观性。
由于这种决策模式重视不同决策主体事前的充分协商，从而可以有效地形成决策共识，避免表决时的掣肘与延宕，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