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班额”消肿各地在行动
在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里，坐着近70名学生，后排学生背靠着墙，前排学生几乎和讲台挨在一起。学生经过过道时，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两旁的课桌……这样的场景曾让很多校长挠头。
国家督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巡视员杨国顺在全国各地督学过程中，见过最大的小学班级有108名学生，最大的初中班级有111名学生。
按照上海的规定，幼儿园的最大班额应为35人、小学40人、初中45人到50人。
“超大班级是政府责任问题，本质上是教育条件保障问题。”杨国顺说，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直接导致了“大班额”问题的出现。而督学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督促政府多建学校、建好学校。
在大城市，学校要与新建社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此后，上海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连续对几十个未完成教育公建配套建设的项目进行跟踪，经过几年努力，最后的完成率达到92%。
曾几何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成为“大班额”的挡箭牌。
而这一年来，在“大班额”的“消肿战”中，我们看到了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决心和毅力。
“当我们改变规划，要建设这块大操场时，其实已经晚了!”站在学校门口，山东菏泽郓城县南城中学校长谭金辉看着崭新的操场感慨道，“当时开发商已在开挖地基，但为了面向未来建一所更宽敞的学校，县委书记刘文林亲自出面协调，财政又补偿了1500万元，这才‘抢回’了16亩地。”
有了地，学校布局自然更从容。目前，南城中学建起了可容纳40个班的综合教学楼，各种功能教室一应俱全，原来70多人的“超大班额”如今已降至标准班额。
城镇学校人满为患，农村学校门可罗雀，在一些地方是常见的景象。地处江西东北部的弋阳县却正好相反，过去3年，这里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数量增加了两成多，城区优质中小学校学生数量反而下降。
弋阳县教育局将校舍建设经费的80%投入到农村学校，将信息化建设经费的60%投入到农村学校，在师资分配、教师培训、评优评奖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明显改变了农村学校的面貌，提高了农村学校的品质，使得大量农村学生回乡就读。在弋阳全县入学总人数增加的情况下,中心城区学校“瘦身”明显。除了弋阳县外，河南省内乡县、山西省晋中市等地都通过这一模式有效缓解了“大班额”问题。
在“大班额”攻坚战中，钱固然重要，有多少钱才能办多大事。但是，如何分配更关键。江西弋阳等地并不是经济发达地区，为什么能成功让农村生源回流，化解“大班额”难题?这并不是因为弋阳的教育财政更加充裕，而是他们把钱用对了地方。
山西省近年来处于经济低位运行、爬坡过坎的艰难时期。“我们提出‘二流财政办一流教育’，咬紧牙关、自加压力、主动作为。”面对同行关切，山西省教育厅一名负责人表示，城乡一体均衡发展是始终坚持的方向。
“真心为民，不在条件在作为。”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书记荣红智在谈及这一年来解决“大班额”问题时感慨道。
智慧加减法解“人”“地”“钱”难题
建新校、增教师，解决“大班额”的办法其实并不复杂。但几乎所有的决策者都面临着3个问题：建设学校有没有地、教育教学有没有人、投资建设有没有钱。
解决“大班额”问题，就像师生给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出的一张“考卷”。如何将这张“考卷”答好?
这一年，各地在困境中作答，用智慧做加减法，求解“人”“地”“钱”的难题。
在建设用地指标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学校建设用地从哪里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做智慧“加法”。
济南市天桥区制锦市街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多年前已无地可用，扩建几无可能。三箭集团名下的一座具有独立小院的职工宿舍楼，与学校仅一墙之隔。“要是给学校使用，能增加12个标准班、540个学位。”校长吕丽丽不知“碎碎念”了多少次。
山东提出解决“大班额”问题后，吕丽丽立即跟区教育局打了报告，随后区委、区政府、区教育局共同与三箭集团协商，通过置换地块的方式，将这座宿舍楼变成了制锦市街小学的教学场所。
这两年，山东省在编制年度用地供应计划时，新增用地指标、盘活的存量土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节余指标优先用于解决“大班额”问题。老城区、已建成居住区、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建设中，新增适龄儿童学位必须与新建住房统筹解决。
消除“大班额”也得做“减法”
山西省通过优化优质资源配置，缓解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大班额”问题。山西推动各地积极探索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城乡一体化办学、学区制管理、教育联盟、校际联盟等各项改革，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学校之间的差距，合理分流学生，避免学生过度集中在少数“热点”学校。
“解决‘大班额’问题不能仅仅盯着某个具体现象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表示，需要把农村学校发展滞后、留不住教师和学生，城乡教育发展失衡等根源性问题解决好，从整体上改善教育生态，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