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钟海泉被媒体称为“以房养老第一人”。2012年10月，时年79岁的他与当地社区管理机构签订协议，由社区出钱出力帮钟大爷养老送终，大爷百年之后，把自己的房子赠送给社区。
18日下午，记者回访钟大爷，钟大爷却说自己后悔了。
独居生活自始至终
从下午2点到3点多，记者多次敲门却未见钟大爷出来。
这个位于一环路北的小院只有2个单元，设施陈旧，钟大爷住在1单元1楼的楼梯背后。同社区的协议签订不久，钟大爷就搬到了这里，租金是每个月900元，一直由社区代管的“钟大爷专帐”支出。
2012年之前，钟大爷有一套20多平米的老房子，是早已过世的母亲留下的单位公房。钟大爷一直未婚，没有子女，兄弟姐妹也先后去世，侄儿、侄女关系一般，几乎不来往。
老房子里堆满了钟大爷捡来的瓶瓶罐罐，他就睡在一个沙发上。社区为其办理了低保，一个月有300多元，只能保证其最基本的需求。社区对钟大爷主要是“邻里守望、社区帮扶”为主，只有逢年过节能够献上一点爱心。
2012年，老房子被划入“北改”范围，钟大爷由此获得一套“公改私”的新房，新房将在原址新建，超过60平米。2012年10月，钟大爷与所在社区(新村河边街社区)管理机构签署协议，协议规定由社区安排人员照顾李大爷，管好他的衣食住行，帮其看病就医。李大爷百年之后，将房产过户给社区，公证人员在现场做了公证。
签订协议之后，钟大爷仍旧独居，他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邻居向女士说，这个大爷有点怪，“不跟别人说话，一个人煮饭一个人吃，吃了饭就出门耍去了。”向女士介绍，钟大爷仍然喜欢捡些瓶瓶罐罐回家，但是很少见他卖掉，“好像不缺钱，每周专门有人上门服务两次，帮他洗衣服扫地。”
没多少人知道，钟大爷在附近有一套60多平米的新房子，“60平米，还是要管点钱哦，完全是个不露相的富翁!”在邻居眼里，钟大爷过得非常清贫，“他那么有钱，就不该吃这个苦了。”若不是记者登门，没有太多人会注意到他，“哦，那个老头哦，好久没看到过了。”门卫说，兴许是大爷推着手扶车出门晒太阳了。
对于协议有些牢骚
3点半左右，钟大爷总算出现了，却不是从外头归来，而是从屋里出来。
钟大爷说，最近总有人骚扰他，他不想开门而已，“他们就想宣传，我就说不来他们的好话，害我哦……”钟大爷说，他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他实际上没有用到社区的钱，自己的钱都很难支取。
钟大爷介绍，签订协议之后，社区工作人员帮着忙从老屋里搬了出来，住进了现在这里。开头几个月，钟大爷仍旧照旧领着低保，“开始说每个月700块钱生活费，我没有拿。”
目前，钟大爷每个月可以领到1000元出头的“退休工资”，是去年7月份在社区帮助下，一次性购买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购买费用由民政报销一部分，“钟大爷专账”支付10000多元，“他们承诺得好，说生老病死都由他们负责，(拿我的钱)帮我买了保险叫他们负责吗?买了‘工资’过后，就没得人管了。”钟大爷说，“专帐”里的钱都是他的拆迁补偿款和奖金，并非社区给的钱。
站了不多久，钟大爷说去自己家坐坐，他的脚累了。早年，钟大爷因为绊倒右脚手上，从此落下残疾，右脚行动不便，出门都靠手推车，“就这个车子，我想换成轮椅，找他们要钱，他们说怕掉了，不给我买……”
钟大爷的家只有30多平米见方，堂屋没有卧室大，而卧室只摆放着一张1米宽的床、一张小桌和一台书柜。堂屋里的灯泡坏了，钟大爷说还没人来修，“每个周一和周五有人来帮忙打扫卫生，洗洗衣服，想等他们来了再换，前两天公司说换人了，结果昨天没有来。”钟大爷所说的公司，是由社区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服务机构每周派人来照顾钟大爷两次，每次半天时间。
对于社区的工作，钟大爷有许多牢骚，但是他并未打算撕毁与社区的协议，“我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本来就过惯了(苦日子)。”
在社区管理者概念中，还没有把照顾钟大爷当作“以房养老”的尝试。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马波说，钟大爷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他是孤老，年龄很大，很多政策也不清楚，2012年开始拆迁的时候，先是委托我们帮忙办理相关事宜，后头才说把房子交给我们，我们来给他养老。”
在马波看来，签订协议之后，钟大爷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能是性格使然，他平时很少跟人打交道，平时生病都是社区帮忙照顾，和社区关系不错。”由于李大爷行动不便，他的住房的赔偿、“公改私”等手续，也是委托社区办的。签遗赠扶养协议的事，也是在那时就说好的。
“现在他生活得还是不错了嘛，他住那个地方，每个月900块钱，他不想搬了。”马波说，社区之前为其争取到廉租房，但是钟大爷没有接受;后又动员其在新房建成后入住新房，钟大爷同样表示“不喜欢电梯公寓”，社区因此一直为其租房居住，“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养老金，足够他日常开销。”
新房将出租
社区为钟大爷做了专帐，在记者看到的2013年账本上，记录有钟大爷的两块收入，一块是60000余元的拆迁补偿安置费，20000元的奖励，总计80000余元。支出主要有三项，分别是15000元的搬家及添置生活用品费、10000多元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用、7000元房屋租金。余下40000多元。
马波介绍，账本会接受审计和监督，“他有时候也会找理由来要钱，比如买了衣服来报销，我们也会给他，但是理由不充分，我们怕他乱用，就没有给他。”马波说，钟大爷曾经以60年代欠人300多元，现在要还30000多元为由要支取，社区也没有给他。
“现在新房子还没有建成，建成之后我们也计划租出去，每个月可能有1000多块钱收入，我们会给他贴补费用。”马波说，“虽然现在还有结余，但是如果遇见生病住院，虽然有医保，自费还是要一部分;还有他去世后，还涉及部分安葬费，这点钱肯定不够用。”马波表示，根据协议，如果钱不够，社区将垫付，“将来收取的房租，可能会贴补这一块。”至于老人去世后房子该如何办，马波表示，这要到时候再看。
协议合法有效应算作遗赠扶养
四川大学教授王建平表示，钟大爷和社区签订的协议经过公证人员公证，双方所签遗赠扶养协议应该是合法有效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有异议，可通过协商解决。
王建平说，公证人员现场见证签订的协议，可以保证其签订的真实性，也可以保证内容的合法性。王建平表示，遗赠扶养协议一般是老人同自己的亲属或者邻居签订，与单位、组织签订较少，但是社区仍是合法的组织，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遗赠扶养协议一般规定要照看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等义务，若受托方没有履行义务，则应通过协商处理。
王建平表示，严格来说，以房养老是指老年人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产权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可定期获取一定的养老金直到去世，“概念上还是应该严格区分一下，社区并不是金融机构，不能开展以房养老业务。”
就算“以房养老” 社区也最好不搞
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胡光伟表示，社区只是居民自治组织，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在没有国家法律法规保障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搞“以房养老”。
胡光伟说，以房养老是一门“生意”，“它是金融机构做的生意，是让有提高养老质量需求的居民，将自有住房反向抵押给金融机构，按时领取养老金。”胡光伟强调，以房养老是养老的补充，不能是唯一的模式，“政府要为养老兜底，不能推卸责任。提高养老质量，最根本的还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养老金，让没有房子的人也能养老，让有房子的人更好地养老。以房养老是提高，适合有基本养老条件的同时又要提高养老质量的人群。”
胡光伟表示，既然是一门生意，社区就不应该参与进来，“社区只是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没有那么多钱，面对老百姓的养老压力，可能无法兑现承诺，国家也无相关管理规定，对双方来说都没有保障。”
胡光伟说，以房养老目前尚未试点，就算试点也难以推广开来，“这门生意对银行来说有风险，万一老人活得比预期的长呢?对老人来说也难以接受，他们为何不直接卖掉呢?因此，以房养老并不涉及大部分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