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工程规模大、难度大、时间紧，初期又遭遇“人才奇缺”、“资金不足”等挑战。即便如此，汤先生一再向编辑强调“宁可慢一点，也决不能为了进度牺牲质量”。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这种理想主义的坚守，体现的是中华传统的担当。”
“从技术层面看，此次编纂《儒藏》采用繁体竖排标点加校勘记的方式进行，这是一个极其烦琐复杂的过程。为保证质量，从选目和确定底本到第一标点校勘者进行标点校刊，再到儒藏中心对初稿进行初审，合格者进入下一道工序……一共要有十余道工序，其繁杂性和难度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儒藏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说。作为《儒藏》工程的组织参与者，魏常海既感到“亲临其盛”的兴奋与荣誉，又感到“亲临其难”的压力与不易。
如今，汤先生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这与他多年来承受的压力和责任有关。”魏常海说。即使这样，他编纂《儒藏》的决心从未动摇。“若没有先生融入其血液里的祖训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这一首席专家和中心主任的担子落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另外，组织工作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环节。参加《儒藏》编纂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和科研单位，汤先生“网罗”了全国大部分顶尖的古籍整理专家，达400余人，无论其规模还是其选书数量及质量要求，都堪比《四库全书》。
汤先生心中横着一杆秤，这杆秤一头是400年来儒家先哲的思想结晶，一头是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丝毫差错都要不得。他说：“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来配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编好，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越。”
兼容并蓄
引领民族文化复兴之路
在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寓所，在他们合用的书房甚至过道里，线装的中文书、精装的西文书散漫却又和谐地共处一室，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会通、融合。在汤先生看来，一种文化，既是纵向的、民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