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了民间投资下降的问题。民间投资下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行政审批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行政审批是现代国家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务的一种重要的事前控制手段。在我国，受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行政审批被广泛运用于行政管理领域，它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家管理行政事务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但是，伴随着的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部分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些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因此迫切需要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
行政审批改革成果喜人，但依然存在问题
据媒体报道，某民营企业新建一个项目需要90项行政审批事项，日常经营中需要56项审批事项。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国家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入手，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力实施商事制度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本届政府承诺的目标提前超额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基本砍掉了大部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取消、停征、减免一大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这一系列改革，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政“强了身”，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胡敏认为，目前政府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的事，一些该管的却没有管或没有管住、管好，转职能、提效能还有很大空间，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该放的权有些还没有放，一些已出台的放权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地。比如，投资领域审批虽经压缩，但各种审批“要件”、程序、环节等还是繁多，审批时间还是比较长，有的审批只是由“万里长征”变成了“千里长征”。
第二，各种证照包括职业资格认定和行业准入证、上岗证仍有很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还有，在办理一些证照时，有关部门的标准和要求互为前置，“蛋生鸡、鸡生蛋”，搞得群众团团转。
第三，有些权放得不对路，本该直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却由上级部门下放到下级部门，仍在政府内部打转转。
第四，有些权放得不配套，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的事项，有的是这个部门放了、那个部门没放，有的是大部分环节放了，但某个关键环节没放等。
“‘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一些政府部门在工作方式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没有作出相应转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成效。”胡敏表示。
“放管服”任务依然艰巨
2013年以来，我国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把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持续推进此项改革。
数据显示，三年多来，国务院各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3以上，提前超额完成承诺的目标任务；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层面核准项目累计减少76％；95％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98％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改为网上备案管理；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精简了85％。这些改革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近两年来，中国内地营商便利度在全球的排名每年提升6个位次。
行政审批改革为什么难？胡敏认为，“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放权于市场和社会，让利于群众和企业。现在，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将更多涉及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的调整、权责关系的重塑、管理模式的再造、工作方式的转型。这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需要作出很大改变，其过程很多时候是艰难的、痛苦的。这就充分说明，“放管服”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社会变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决把改革深入向前推进。”胡敏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