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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特别是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之决心狠刹“四风”，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之勇气狠抓反腐败斗争，使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生态为之一新。前不久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一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新的党建浪潮正在掀起。在“从严治党”之前冠以“全面”一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合称“四个全面”，使之相辅相成，协调推进，更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新的现实意义。
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讲得不多，但是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建党原则，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都有所阐发。尤其是作为国际共运第一个党纲的《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政党称为共产党，并对它的先进性作了经典式说明。而要建立和建设这样先进的革命的共产党，一切方面都要从严，是题中应有之义。
列宁在马、恩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其中一个极重要内容是党执政以后如何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防止腐化变质。他曾经说过：执政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党不能敞开大门而只能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清洗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勇挑重担的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己不败坏自己，那就谁也败坏不了它；党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的规模，不如说是提高党员的质量；我们要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列宁还特别痛恨共产党员搞经济犯罪，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表达严惩腐败的决心。俄共正是据此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实行清党，纯洁党的队伍。
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党情出发，于1939年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确定了党的建设总目标，把它称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延安时期，他提出“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解决相当一部分党员思想入党问题，正式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首次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胜利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提出“两个务必”著名论断。建国后他又根据执政党的新特点新任务，严肃告诫“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和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思想。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建的意义提到新的高度。1980年，他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的损害极大，现在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恢复党的战斗力。为此，首先要解决新老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同时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1982年，他针对改革开放以后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搞经济犯罪的严酷事实，指出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989年6月16日，即国内政治风波过后不久，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对我们来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的重大论断。这既是对发生政治风波严重教训的彻底反思，也是对党和国家一直在迂回曲折中艰难前行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由上可见，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以从严治党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否则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会因腐化变质而丧失执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