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积极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不断完善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乡村治理效果明显，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乡村治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不足。必须立足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从问题中找办法，精准施策，靶向破难，确保治理有效。
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党建引领问题。部分村党组织带头人素质能力不适应乡村治理新要求，一些党支部书记运用数字技术能力不足，习惯于以“经验”为主、靠“面子”办事。部分村党组织管理松散，自身不硬，存在组织生活不经常不规范问题，党员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率低。部分村党组织群众组织力不强，不会做群众思想工作，缺少有效吸引凝聚群众的措施。
治理主体问题。治理中坚力量流失缺位，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尤其是传统农区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严重。村子留守人口能力有待提升，“386199部队”成为农村的主体，治理能力不足。不少乡村缺少真正发挥作用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农村社会组织。
权责匹配问题。乡镇政府权少责多，规划审批权、建设许可权等都在县级政府，遇到侵占基本农田、乱建、乱排等违法行为，乡镇必须督促整改却又无权执法。乡村关系现实扭曲，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但前者习惯于将后者作为自己的“腿”，随意下达任务。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在实践中承担着依法应当由乡镇政府承担的部分工作职能，存在一定的行政化倾向。
文化建设问题。乡土文化的解构，乡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没有得到有效传承，攀比炫富、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抬头。先进文化亟待建设，乡村已然成为“半熟人社会”，亟待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法治文化，建立规则意识。精神文化生活匮乏，村民参与的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少，形式呆板单一，特别是偏远地区几乎是空白。
基础支撑问题。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多数行政村集体经济规模较小，财力支撑不足，存在无钱办事的问题。不少地方存在综合服务水平较低、服务内容和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等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乡村公路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还有差距，一些偏远山区通达不深、通而不连。农村垃圾治理手段落后，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站亟待建设。
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着力点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线，大力实施党支部建设工程，健全乡村组织体系。一是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实施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提高村党支部书记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建立选派驻村第一书记长效机制，完善村级后备干部储备制度。二是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全面开展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三会一课”等制度，提高村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用好兰考“六步工作法”，深入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转化。三是构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格局。发挥党组织对乡村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广运用“枫桥经验”，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用好改革这个法宝，抓住人才这个关键，厚植文化这个土壤，全面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一是以改革为乡镇赋权。推进县乡体制改革，坚持权责对等，强化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推动行政执法重心下移，探索乡镇综合执法有效形式，真正把乡镇建成乡村治理中心。二是以政策激活人的因素。实施乡村人才回流工程，引导和支持本土人才返乡创业就业。建立乡村人才培养机制，打造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用好乡村致富能手、复员退伍军人、退休还乡人员。三是培育积极向上的乡村文化。坚持以文化人，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营造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的文化氛围。
促进“四治”有机结合。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数治为用，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数治“四治融合”。一是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创新村民议事形式，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治理格局。二是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高基层干部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广泛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强化法治文化建设，提高群众法律素养。三是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深入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开展孝亲敬老活动，发挥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营造文明和谐乡村氛围。四是探索乡村数治模式。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数字乡村服务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
强化乡村治理基础支撑。一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整合农村资源要素，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资金，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确保集体资产有稳定收益。二是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鼓励农村公路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有序推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污水管网铺设进度。三是夯实乡村数字化基础。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信网络和广播电视网络进村入户，优化现有网络性能，提升网络质量和覆盖深度，适时推进乡村5G基站建设，全面优化农村“雪亮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