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上调何时告别“等、猜、比、骂”
近十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水平连年上调，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是值得称道的社保政策。
然而，每到年末年初各地要上调养老金待遇之际，却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声音和现象：老年人先是“等”，盼望政府多加些养老金，盼望政策早些时候公布;接着是“猜”，各种小道消息开始流传出来，让老年人将信将疑，要自己去判断消息的准确性;过了一阵，政府的养老金上调政策终于出台了，老年人在奔走相告的同时，又开始互相攀比，例如为什么学历高的养老金就加得多，工龄长的养老金加得多，为什么事业单位养老金加得少等等。在不断攀比之下，老年人的满意度下降了，就开始骂，觉得有些政府领导“偏心”了。
涨养老金本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为什么生出这么多事来呢?原因就出在养老金缺乏每年例行上调的固定规则，决策机制不透明，随意性大。
从2000年至，我国城镇职工(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平均养老金从559元涨至1750元，但每年的增幅飘忽不定，每年的涨幅分别是11.13%、3.04%、12.5%、4.01%、4.6%、7.52%、15.17%、14.78%、16.57%、10.79%、10.2%、10.38%、11.18%，而如果我们将历年养老金涨幅与年度CPI涨幅对比，可发现许多年份物价上涨较多、但养老金增幅却并未相应提高。
在养老金上调决策机制不明晰的情况下，老百姓往往希望养老金加得越多越好。久而久之，形成了错误的观念和误区：
首先，许多人认为，养老金上调幅度不能低于上一年度。养老金涨幅大了，领取者心安理得，觉得就应该拿这么多;涨幅小了，领取者则怨天尤人。在一些地区，养老金每年涨幅较大，甚至超过了不少在职的劳动者，形成养老金与在职职工工资的倒挂现象。
其次，不同人群间的养老金上调规则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人为增加了社会矛盾。例如前文谈到的，有的年份政策向高学历者倾斜，有的年份政策向工龄长或年龄大的倾斜，规则无定论，养老金领取者患得患失。
第三，由于养老金上调机制不明确，导致一些老年人无法预测到将来可领取的养老金，生活过于节俭，不敢用钱。
第四，养老金上调机制不明确，也给政府的管理造成一些混乱。一方面，政府的社会保险预算无法提前编制，在资金筹措与管理上陷入被动;另一方面，由于规则不清，各地政府之间相互攀比，自作主张，少数省份的财政资金和社保资金本已捉襟见肘、收不抵支，却每年大幅增加养老金(涨幅甚至高于发达省份)，然后向中央政府哭穷。
养老金定期上调，既是保证老年人的养老金不受通货膨胀侵蚀，也是让老年人分享经济成长果实的一种良好机制。近年来，我国经济和财政实力大大增强，在财力上能够保证养老金定期上调。7月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因此，养老金定期、有规律的上调机制亟待建立。因此，我们应尽快把养老金定期常规化调整机制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有的国家把养老金与通货膨胀率(消费者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等)相捆绑;有的国家把养老金与全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相挂钩;有的国家则折中兼顾通货膨胀率与工资增长率的增幅;还有的国家专门根据老年人的消费特点，设计出老年人物价指数，以此作为养老金上调的依据。总的来看，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养老金的上调可兼顾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与社会工资增长率的情况，在两者之间设置相应的权重。
一旦养老金定期、常规化的调整机制建立起来了，老年人心中有数，就不需要每年翘首以盼、打听消息了，社保部门也能较好地预测和管理基金。举个例子，美国在2015～间因金融危机，物价下跌，养老金连续两年都自动不再上调，老年人也非常平静地接受这一现实。
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在社会保障上倾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再辅之以高效、透明的管理机制，老百姓就能得到最大的实惠。(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