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本就是今年两会讨论的热点，“两高”工作报告一出，更是掀起热议的高潮。多位代表当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深化司法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更加规范，司法公正看得见、摸得着，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权威和温暖。
改革措施接地气聚人气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就地化解矛盾，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各级法院加大信用惩戒力度，将338.5万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公开曝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效解决“环境污染没人管”等问题……“两高”工作报告称，司法改革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对此，代表们也深有感触。大家说，此轮司法改革，以问题为导向，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出台的一项项改革措施都非常接地气、聚人气，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敞开大门办案，是老百姓对司法机关的最基本要求。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说，江苏法院畅通人民群众诉讼渠道，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实行“一站式服务、一次性解决”，全省法院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97.20%，当事人对立案工作的投诉显著下降。
目前，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全联通的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已建成，相隔千里“面对面”接访成为现实。全国人大代表张兴凯评价说，这是一个解决民众信访难的好创意，为民众开辟了一条快速、便捷、省钱的申诉渠道，能够有效地保障信访人的权益，缓解社会矛盾。
服务群众，科技是好助手，湖北法院推动建设诉讼服务网和12368诉讼服务热线，推行网上立案、查询、送达，为公众提供更加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不忘传统，海南法院结合特定农产品交易高峰时期多发易发矛盾纠纷实际，创设荔枝法庭、胡椒法庭、瓜菜法庭等，注重调解结案，做到案结事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为了让更多群众有机会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去年，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和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试点启动，改革进一步扩大选任范围，规范选任程序，扩大参审案件和监督案件的范围，确保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有职有权、履职尽责。
“河南法院改进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改革陪审方式，加大参审力度，全省人民陪审员数量由原来的7100余人增加到3.1万多人，去年参审案件超过23.6万件，同比上升43.5%。”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说，更多普通群众走近司法、监督司法，深化了司法民主，提高了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可度。
更多优秀人才一线办案
打过官司的老百姓肯定有这样的体会：希望审理案件的法官品行端正、精通业务、经验丰富，公正断案。
为选拔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到办案一线，司法机关开展了员额制改革。“两高”工作报告显示，员额制改革扎实推进，各地严格执行员额比例，严格入额标准，法官检察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充实了一线办案力量。
在全国首批7个司法改革试点省份中，上海、吉林、湖北、海南等地已全面推开试点，入额法官检察官人数大幅下降，如湖北法院法官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比例从64.49%降至34.73%;
但由于司法机关将更多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一线实际办案人数只增不减，如吉林检察机关一线办案力量比改革前增加23.6%。
据了解，在遴选过程中，各地坚持唯优秀论，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法官，不管职务高低和资历深浅，所有人在遴选标准和入额条件上均一视同仁。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介绍说，山西采取考试加考核的方式进行员额法官遴选，考试主要测试法官的实际办案能力和司法工作经验，考核重在考量法官平时工作业绩和群众认可程度，9个试点法院首批入额法官均为审判骨干力量。
“在入额法官人数减少28%、诉讼执行收案增加20.69%的情况下，海南法院去年结案率达96.33%，法官人均办案112件，同比上升34.94%，审限内结案率99.99%，基本杜绝超审限案件出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说。
作为一名律师，全国人大代表刘玲在代理案件中也感到了法官检察官群体的变化，她说，改革后，办案一线集中了优秀的司法人员，同时，遴选也是个竞争上岗的过程，入额的法官检察官很珍惜，表现在办案态度上更加认真负责。
让刘玲印象深刻的是，不少地方都在大力推进院庭长办案。前段时间，她代理的一个案件在江苏盐城响水县开庭，该案涉及6名被告人5项罪名，案情复杂，响水县人民法院一名副院长承办此案，4次开庭审理。更加专业、严谨、规范，把控庭审能力强，副院长的表现让刘玲觉得，应该进一步完善机制让院庭长办更多的案件。
要当法官就得办案，院庭长也不例外。江苏是较早推广院庭长办案的省份，并建立机制明确院庭长办案的数量，要求院庭长承办更多新型、疑难复杂案件。去年，江苏全省法院院庭长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执结案件55.6万余件，占全部结案总数的41.48%。
审理者裁判对质量负责
所谓旁观者清，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蔡学恩也明显感觉到，改革后，法官检察官办案比以前负责多了，“以往，案件开庭后到宣判，中间哪见得到承办法官呀，现在律师不仅可以约见到法官就案件充分表达意见，有时法官还主动找律师，就案件作进一步探讨”。
蔡学恩就自己的感受和法官检察官交流，得到的回复是一致的：实行司法责任制后，得自己签发法律文书并承担法律责任，压力比以前大了。
曾经，司法机关办案实行审批制，承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决定不了案件结果，往往也不需要对案件结果负责。“两高”工作报告显示，去年，“两高”分别发布完善司法责任制的意见，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
代表们普遍认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性工程，是必须紧紧牵住的“牛鼻子”，“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有助于提升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
落实司法责任制，科学划分司法办案权限是关键。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介绍说，安徽出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指导意见，拉出检察办案“权力清单”，列举了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职权，其他没有列举的职权都赋予检察官。
“放权的同时，为强化监督，确保办案质量，我们对内部监督制约和办案责任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厘清了检察人员与其职权相对应的责任划分，明确了追责程序。”薛江武说。
要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就必须减少对司法人员办案的干扰。去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印发《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随后，司法机关出台实施办法，明确违法干预办案的，一律记录通报，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许多法官检察官反映，“两个规定”实施以来，“打招呼”“批条子”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依法独立办案有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