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鉴史问廉》，思“清官之念”
清官，历来是百姓的追求与信仰。因为百姓总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易于满足，只要能被官吏帮到哪怕是一点点小忙，他们都会到处传扬官吏的好处，即使别人不认同，他们也会坚定的信任下去。所以，成为一个清官，成为一个好官很容易，帮人民群众办好事这就够了。然而，要想成为一个名垂千古的清官廉吏，这就难了。因为光办好事不行，还得把办好事当成一种习惯，还得能解决百姓的困难，还得能公正的处理纠纷，还得让自己和家人不贪不占，直到生命的终点。这样的清官是人人追捧的，因为的确很难得。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好汉来投奔，王朝和马汉在身边。”相信二十多岁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都对这句歌词异常熟悉。包拯，包青天，铁面无私，为民解忧，不畏权势，大义灭亲，让千年后的我们仍然感怀这位古人，仍然对他持有崇高的敬意。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的百姓有一种清官情结，希望他们那个朝代有能为民请命的廉官能吏来守护他们，其实现代人依然有清官情结，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一个街道办的主任，只要是能帮助老百姓解决生活中的小麻烦，他们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民心中的守护神。所以，清官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在为政的岗位上，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贪不占，那就是清官，就是好官。
或许，每个人都有一个清官梦，只是因为后来选择的不同，而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清官的清结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和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所以跟他们打交道时多少都希望他们能很负责地帮自己的忙，而不耽误自己的时间。过去风气很不好，总有人把人民群众不当人，把自己当人，以至于人民和政府之间起了隔阂，有了矛盾。本来和谐的社会，被这些渣滓坏了风气。这样一来，人民对清官的期望就更强烈了，更希望清官出现，来造福一方。如今的中央领导，利剑一挥，先惩贪腐，顺势提拔清正之官，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充满希望，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希望。大家不再害怕什么了，敢在媒体或者街头举报贪官污吏了，这无疑让清廉之官能够崭露头角，让他们来维持我们国家的和谐安定，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的奔小康了。所以说，生活在今天，我们是幸运的。
打击贪腐，肃清风气，让清官不再是人民群众的追求，而是变成一种新常态吧!
《鉴史问廉7制度之重》观后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我国几千年来的历代兴亡史，发现一个王朝的覆灭总是跟统治阶级的腐败息息相关。当权者荒无度加上官员腐败以致民不聊生，由此产生农民起义或是外族趁机入侵导致王朝的更新换代。在新王朝的肃清整治下产生新的盛世，而后在繁华中又滋养出一代贪官对百姓吸血，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又一轮的朝代更替开始，这轮戏码一次次在中华大地上演。为什么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从来不能根除腐败进而避免亡国的命运呢?
其实我国历代王朝统治者也有自己的一套防腐和反贪制度，包括中央和地方监察制度和谏官制度、考试与选官制度、官规与考课制度、官吏互纠制度、回避制度等在内的各有关专门监察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历代的政治清明、道德体系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封建时代的监察机构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统治者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证。
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
这些监察制度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这种监察由官员监察官员，造成官官相护，集体越来越腐败，说是监察别人，实质是拥有监察权的官员，自己也在贪污腐败。再深究其根本原因，其实祸根在于监察官员的权力是从上面的皇权获得，其工作只对上负责，不对下面的百姓负责，由此脱离了百姓最广泛最根本的监督。百姓对贪官深恶痛绝，却因为对监察机构没有制约的力量，只能任其官官相护一块腐败，最终至忍无可忍发动起义。
权力来自哪里，就对哪里负责。古代的中央集权制注定了监察机构还是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不可能真正体察百姓所身受的官员腐败所带来的苦楚，也注定了在反腐方面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要想根除腐败坚固民心，关键是把对官员的监督任免的权力真正发放给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对其行为形成真正的震慑，才能促使其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观《鉴史问廉之五文化之力》有感
在河南广袤大地的几乎每个村庄，都会听到有人哼唱“锣鼓喧天齐把道喊……”，这是豫剧《七品芝麻官》的经典唱段。一部戏曲，何以能有这么大的市场，又何以这么受欢迎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两代豫剧丑星牛得草、金不换的精彩表演吸引了广大戏曲爱好者，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部戏的情节编排精彩，七品县令唐成为民做主、斗倒权威的故事以及他“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标志性台词喊出了百姓们对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期盼。
民间说书艺术阵地的守望者张满堂年过六旬，不为名利甘心守护马街书会，为马街书会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保留了一批包括颂廉诛贪内容在内的说唱艺术，丰富了当地及周边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明代作家冯梦龙，不仅写出了反映明代基层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三言》巨作，而且又是一个实干家，他在晚明动乱时期，到荒僻小县寿宁做了4年县令，在保持前任县令戴镗清正廉洁的生活、工作作风的同时，秉承“治官如治家，爱民如爱子”的为政理念，筑城墙、办学堂，为百姓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好事。时至今日，当地百姓还把他供奉在文庙，香火鼎盛。
自2011年河南省纪委开展廉政文化系统创建活动以来，各机关、单位、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最常见的“廉画”就是竹和莲。而“板桥竹风”的主人就是做过范县县令的郑板桥。濮阳的党员干部大多都去过郑板桥会馆，深深被他的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的品格所折服，因而把他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当做工作的座右铭。就在今天，在首届县委书记研修班开班仪式上要求最基层的领导干部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是对参训的县委书记也是为我们各级党员干部提出了工作要求：忠诚、为民、担当、清廉!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内乡县衙三省堂这副楹联语言精练、寓意深刻，令人赞不绝口。这是继戏曲、小说等文艺形式之外，以楹联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正气歌，读来不由得让人想起此楹联的作者——清朝内乡县令高以永，他在位11年，在清除战乱时期，用“六年不收赋税”等政策鼓励开荒，四年共开垦荒地四十多万亩，使当地百姓结束了流离颠沛的苦难，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而勤于政事的高知县，生活清廉，在离任时身无长物，行李只有随身衣服和几本书。
文学史上堪称千古绝唱的《岳阳楼记》，原来是从未到过岳阳楼的范仲淹在河南邓州的花洲书院，仅凭好友滕子京寄来的《洞庭秋晚图》，经几番揣摩、酝酿之后，一挥而就，写出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济世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留下的文化，影响深远且历久弥新的，内容大多是推崇廉洁清明，鞭挞贪腐邪恶，进而弘扬正能量的。由此可见，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廉洁奉公是顺民意、合民心的一项惠民工程。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座丰富的资源宝库，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廉政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廉政建设只有注入文化的基因之后，才会赢得恒久的生命。在今天召开的中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永远在路上!
让我们借文化之力，信心满怀地行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路上。
《鉴史问廉之四——道德之择》观后感
历史那些事，尤其是道德君子的那些事，常被后人诟病，如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有人惊呼“他是天阉之人吧?!”言下之意，除非柳下惠是天生的性无能，才会坐怀不乱。联系到昨天告诫县委书记要过美色关，看来，话显得大有深意。当然，普罗大众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度，不能否认他的存在。昨夜，《鉴史问廉》第四集《道德之择》就向观众讲述了历史上的几位“道德标兵”。有图有真相哦!
一座城，一个人的故事。历史倒回到1900年前，有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王密，在其恩师杨震途径自己管辖地时，特地去拜访，为报举荐之恩，王密奉上自己的积蓄十斤黄金，杨震不收。王密再三恳求，杨震仍拒，王密跪下：晚上没人知道。杨震勃然大怒：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道德典范就是这么“无情”，但理讲得让人不得不服。后人感其清正廉洁，把其工作地的一座山改名“四知台”，称其宅为“四知堂”，用以警戒人们“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一条鱼，一个人的故事。羊续曾任南阳太守，他的属下，一位府丞给他送来一条当地有名的特产——白河鲤鱼。羊续拒收，推让再三，府丞执意要太守收下，羊续无奈。当这位府丞走后，羊续将这条大鲤鱼挂在屋外的柱子上，风吹日晒，成为鱼干。后来，这位府丞又送来一条更大的白河鲤鱼。羊续把他带到屋外的柱子前，指著柱上悬挂的鱼干说：“你上次送的鱼还挂著，已成了鱼干，请你一起都拿回去吧。”这位府丞甚感羞愧，悄悄地把鱼取走了。后人赞其廉洁自守，敬称其为“悬鱼太守”。连写过“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也曾赋诗赞曰：“剩喜门前无贺客，绝胜厨内有悬鱼。”
一首诗，一个人的故事。历史上，清正廉洁的官吏不少，有治世才干的官吏很多，但能将此二者集于一身，可谓凤毛麟角。于成龙就是其中难得的一位。他廉到家徒四壁，死后遗物只有一只破箱，里面有官服一套，官靴一双，瓦缸中仅有粗米数斛，盐豉几罐。故深得百姓爱戴，“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当朝皇帝康熙亦御书“高行清粹”，谥“清端”，并曾写诗褒奖他的清廉，称赞他“清官第一”。
一条江，一个人的故事。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文章了得，治国安邦之才更是了得。居庙堂之高，为君主分忧;贬地方为吏，为黎民造福。潮州人民为感念他的恩德，将当地江河命名为“韩江”，把当地的树木称为“韩木”。
一条巷，一个人的故事。六尺巷的故事，家喻户晓，王岐山曾亲自造访。这个“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当朝宰相张英，一让成就了六尺巷的美名，也造就了父子两代同为宰相的辉煌。
一座城，一个人的故事。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司马光卖马的故事更是诚信的表率。作为著名史学家、政治家的他，其“文治武功”已写进历史，供后人瞻仰。司马光因儿子司马康穿了一件葱绿袍，就感到儿子奢侈了，写下了《训俭示康》，教训儿子要以“简朴为美”，不要以“奢靡为荣”。司马光出生地和少年生活地方的民众为纪念他，遂以“光山”命名该县城。
故事讲完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这几位“道德高人”都是“官家”。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已被历史验证。修好身，管好家，才能从政，这是硬道理，当成为为官者的“王道”。
毛泽东曾经告诫党内的同志时说过，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只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王岐山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国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讲究德治礼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
以史为鉴，鉴往古今。“执政为民，廉洁自律”是官员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在众多利益诱惑面前，要学会拒绝，以清廉的作风影响党风;改变政风，打造高效廉洁的政府;净化社会不良风气，还一个风清气正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