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今天，在校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学习了《适应反腐带来的官场“新常态”》这篇文章。官场的“新常态”对于领导干部的从政品德和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状态不是一阵风，因此官员要对之充分认识，坚定信心，不应该抱观望和应付的态度。
“新常态”是一种新的正常状态。之所以说是“新常态”，就是说这种状态不是一阵风。这种“新常态”，将是领导干部从政新的基本环境，因此也就形成了对领导干部的基本的底线，不能违背和僭越。当然这种“新常态”也是会变化的，但是其变化只能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更高、更明确，而绝不是相反。
现在仍有少数领导干部对于这种“新常态”持犹疑、观望、猜测的态度，认为中央这样的严要求不可能持续太久。这种判断一方面是出自于以往的所谓“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利益关系而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其实这实在是低估了中央的决心和勇气，也没有认识清楚信息化时代人民群众高度的反腐败积极性和中央坚定的反腐败部署之间的紧密互动、互相促进效果。
实际上，清楚的事实正摆在面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全面彻底地治理腐败的顽疾，既抓“苍蝇”又抓“老虎”，既抓小事又抓制度建设，既把腐败分子关进监狱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样的反腐就绝对不是选择式、运动式和有退路的反腐。如果中国的政治生态没有一个完全的改观，“新常态”没有完全稳定和充分到位，中央在这方面的推进是绝不会停止的，何况这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坚定的支持。
反腐败带来的官场“新常态”，切切实实地向领导干部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权力行使要有明确的边界和规则了，监督无时无刻不在了，以致有些领导干部私下里感慨现在工作不好做了，因此出现了消极应付的现象。这种不作为心态正是对官场“新常态”不适应的典型表现。当然，在官场“新常态”下工作确实要求高多了，所以暂时有所不适应也还可以理解，但是一味抱怨的态度要不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善于从长远看问题，并且善于从自身找原因，要看到自己同党和人民要求之间的差距，及时调整心态，尽快学会在这样的“新常态”下开展工作，实现自己的“转型升级”，争取在新的条件下、按照新的标准要求，有更大的作为。
【篇二】
关于“新常态”的表述，对现阶段中国经济走势的客观基础作出了新的研判，提出了经济发展新阶段对发展动力新的要求，也预示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新的方向，因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基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宏观经济基本走势的判断，作为基层工作者要在当前新形势下，判定方位，理清思路。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我国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将近10%的高速增长、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仅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使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而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等几个因素的叠加，都使得经济不可能再维持此前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减速或换挡是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与前期增长减速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不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源于经济基本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因素，而这种减速也不能继续简单地沿用过往凯恩斯主义的总量需求政策了。
新常态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换。除了原有的总量平衡外，结构调整、预调微调、防范风险和稳定预期将成为宏观调控的“新常态”。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十八大以后中国新领导层在对现阶段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特征提出全新的分析判断基础上，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目标、取向和政策工具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创新。中央的界定了“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与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提法有了重要的区别;中央提出“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但是没有把产业、价格政策放在宏观调控体系之内，这表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职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宏观调控的目标方面，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稳”字当头，并提出“上下限”论，体现了底线思维的宏观调控方针。在宏观调控的取向方面，今年初以来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政策思路从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向更加重视结构调整转变。与此相适应，在政策工具方面，从“全面调控”向“定向调控”转变，瞄准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工夫，根据不同经济部门和区域实际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精准调控方式。
面对新常态，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环境，正如所说的要有“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标志着持续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也预示着长期以来唯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这将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偏好与思维定式。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广义的发展如社会保障、民生福祉、文化建设、医疗教育等方面，强化中央所提到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对于企业来说，在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的年代，劳动力等低端要素不再是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过去依靠拉关系、走后门等寻租行为获取资源的机会成本或难度也加大了，创新和研发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价值的创造才是企业立足的基础，因此大多数企业都要面临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