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年轻父母们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处于孩子抚育的关键阶段。解决“三点半难题”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命题。
陈宝生在部长通道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教育部已经摸索出一些可行的解决“三点半现象”的方案。“比如上海作为一线大城市，问题比较突出。但上海中小学校课后服务已经做到100%全覆盖，服务时间是下午3~5点。参与这项工作的老师，在教育工资方面给予倾斜。”
北京的做法是怎样呢？陈宝生介绍，北京规定，下午3点到5点是校后服务时间，主要服务的内容是开展课外活动。与此同时，每位学生每年会有700~900元的补助金。
“江苏南京则探索出了弹性离校时间的措施，到了放学时间，孩子可以弹性离校，学校作出安排进行托管。广西通过探索利用社区资源来解决孩子托管的问题。我认为这四种模式各有所长，未来可以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高招。”陈宝生说。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三点半现象”对于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确实客观存在。而对于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来说，可以让他们多参加一些课外实践活动。“这不仅能解决时间差的问题，还能够丰富孩子的社会阅历。”
储朝晖认为，由学校来进行托管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一方面学生不需要离开学校，避免了在路上的交通风险。另一方面，学校的责任主体没有变，仍然需要对学生负责。”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自教育部下发《意见》之后，围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已有多个省份探索由学校对学生进行托管的管理模式。
今年2月，广东省就《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广州市越秀区已经在20多所小学试点开展校内托管，学生放学后可在学校托管至下午5点才离校；江苏南京2017年末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小学“弹性离校”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弹性离校”，从主城区向城乡所有小学全面铺开。
跨部门解决政策掣肘
围绕“三点半现象”，相关教育部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已经初步探索出解决方案。陈宝生透露，接下来在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的同时，也会联合其他单位协商解决“三点半现象”涉及的政策问题。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出现新问题。比如下午三点半以后，就是小学老师备课、批改作业的时间，如果用来托管孩子，就会延长老师工作时间，加重负担。涉及的成本怎么分担？涉及的相应劳动法律法规的问题怎么协调？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陈宝生指出。
由于让学校来进行托管还存在政策掣肘，而在巨大的需求刺激下，校外托管机构野蛮式发展，已经严重影响了教育秩序的良性发展。
“大兴区西红门附近的一家托管机构本学期将托管费从6600元涨到了6800元。”家长吴女士向记者说到。虽然名义上一学期托管费用包含5个月，但去除假期，实际托管时间只有4个多月，每个月1000多元的托管费叫人有些吃不消。
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地方的托管机构将托管班与补习班的概念进行混淆，额外收取补习费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托管机构打着托管的幌子设立补习班，额外收取费用。而老师的资质和水平则很难得到保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副教授吴新慧表示，“三点半现象”不光反映出普通双职工家庭的困难，也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难题。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积极整合社区、学校、教师、志愿者、专业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力量共同参与。
陈宝生在部长通道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如何依靠社会力量解决“三点半难题”，教育部门正在积极探索。但对于学校周边野蛮生长的托管机构，需要通过立法来治理，还会通过出台行政法规来进行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