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把所有报了数学专业的考生分数调出来一看，他的数学单科成绩，确实比其他所有人都高”。但即便如此，龚克仍然无能为力。
龚克告诉财新记者，90年代自己在清华大学担任电子工程系主任时，“我觉得数学、物里这两科，对我们专业来说特别重要。我作为一个系主任，还可以把这两科加权，让所有考生的成绩重新排队”；但今天的高考录取，各高校已经失去类似的自主性。
“虽然现在的录取通知书都要校长签字、对录取结果负责，但其实我在招生上没有什么角色，人都是招生办招的。”龚克说。
统一高考能否实现招录指标均衡
在评论现行的高考分省录取、分省招生制度时，龚克说，这一套格局最初应源自于50年代的计划经济思维，“最早是按50年代各省高中的快车教育人数定的，做成一个统数”，并由各个高校、各个专业，依据各领域人才培养的需求，和不同地区的发展特性加以分配，“比如说在湖南，可能就多招一些有色金属专业的学生”，并由此形成了某种历史发展定势。
延续至今，各高校分配给各省的招生指标，虽然每年都略有调整，“但原则上你只能增、不能减。你哪个专业在哪里一减，估计省长就要给你打电话了，所以非常难动”。此外，由于各省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都会参照往年经验，总结出“你有什么分数，大概就能上哪一个学校、哪一个专业”的心理预期。“你的招生名额如果一调，若是增加还好；如果一减少，那地方上（填志愿时）就全乱了”。
针对有民间观点建议，各高校对于所在地政府财政支持的回馈，应以对本地考生减免学费的方式体现，而非在录取名额上给予特定的倾斜。龚克则说，“问题是现在学生学费占学校经费的比例太低”，以南开大学一万多名学生为例，学校每年的学费收入仅有5000多万元，“但我们一年要用20几个亿”，“如果你（对外地学生）多收了学费，又有很多话要出来了”。
在此背景下，学费因素在整个利益分配格局中，难以形成足够有力的杠杆，体现本地与外地的分野，凸出高校对当地政府挹注财源的回馈。而高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相对于学费的减免，事实上还更看重本地的学生，是否能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龚克说，“说到底，各个高校、特别是省部共建的高校，还是离不开地方政府方方面面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