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老化，人口红利结束后该怎么办?
易富贤研究人口政策十余年。根据他的研究，中国经济在1978～2011年间能够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年轻化的劳动力结构。但是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突然下滑，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力减少。按照他的预测，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降至7.5，2021年将降至4.2，这相当于日本1992年的情况，如果不能很好应对，有可能会爆发日本1992年的危机。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看来，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和素质，但现在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恶化”。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在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比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多了30%～40%，而相比前几代人，90后人口数量“可以说是断崖式减少”。梁建章表示，虽然全面放开“二孩”后，很多人会“补生”，可能会迎来几年的红利期，但当本身数量就少很多的90后成为社会生育的主流人群后，婴儿出生率和出生数量将会更低。
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根据易富贤和梁建章等人的研究，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创新和大众创业带来负面影响。梁建章以东北地区为例解释说，东北地区集中了很多国企，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很好的地区;再加上资源丰富的地区一般缺乏创新活力，所以东北地区经济缺乏足够的年轻人引领创新，由此导致经济衰退。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担心，中国没有完成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实质上已经是“未富先老”。
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三个：
1.育儿费用提高、生产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加大，造成生育率不断下降，出现众多丁克族;
2.医疗技术进步，公共卫生水平提高，人均寿命延长;
3.计划生育等政府限制生育的政策。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允许一胎、鼓励二胎、放开三胎或多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由于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夫妇不孕不育，所以允许三胎或多胎才能有效的弥补不孕夫妇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