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手抄报图片与内容：牢记血泪历史
对于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到底定在哪一天最好历来是个争论。在香港，这一天是8月15日，在大陆则是以日本对同盟国各国递交降书的那一天??9月3日为纪念日。
如今这个节日有些淡化，许多人不知道我国有这么一个节日。这是不应当的。八年抗战是艰难的，我们牺牲了无数的同胞，以他们的热血才换来了今日的和平。我们作为青少年，应该牢记这些血泪历史，了解和平生活得来的不易，以此来激励自己。
抗日战争(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Sino-JapaneseWar)，是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抗战。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大量军队以遏制日军的进攻;随后交战双方即转入相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称)的主战场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战争过程中民众的国家观念得到了增强，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历史渊源
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除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记载外，公元7世纪，日本先后18次派遣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人来中国，学习唐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中国文化，形成了持续200多年之久的中日友好交流的高潮。公元1368年，明代中国建立，在强大的明朝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时刻，日本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发展对华贸易，专门派遣使臣来中国，甘愿做中国的属藩，以获得同明代中国的“勘合贸易”权益。但是，随着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强大，日本逐步踏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便是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日中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后果。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
主词条：明治维新
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德川幕府末期，其重要代表人物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其中，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的《经世秘策》一书中指出：日本国土有限，物产不丰，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日本的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继本多利明之后，佐藤信渊在1823年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等书中进一步提出：“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时，则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主张以日本神道来“宇内混同”(即统一世界)。提出先从进攻满洲开始，随后征伐支那，并论述了“攻取”中国的方法、步骤，甚至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断言“只要支那入我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万国，并非难事”。随后，吉田松阴在1858年所著的《幽囚录》中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并具体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的战略选择。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主张，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上述扩张思想，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民众的呼应。1715年，日本上演了一部由近松门左卫门编剧的大型戏剧《国姓爷合战》，此剧荒唐地演绎出日本武士开进明代中国国都南京，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而这样一部浸润着强烈侵华欲望的戏剧，连续3年上演不衰，受到了日本民众空前未有的欢迎，从而鲜明地暴露出日本民众的侵华欲望和心态。
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扩张思想和民众心态，不久便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国策依据。1868年3月14日，刚成立的明治政府在其公布的《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和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御笔信)中即宣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之安”。随后，经明治政府统治层的进一步阐发，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
在1890年12月的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据此，山县有朋明确提出要夺取朝鲜，进而进犯中国。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次明确说明和界定，是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
继山县有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德富苏峰、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分别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和“支那分割论”。1894年，德富苏峰在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公然提出，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1911年和1913年，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先后在其《支那分割之命运》和《支那分割论》中，断言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国被分割时的日本的责任在于独占中国，由日本负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
在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便不断把这一思想、理论和政策付诸战争行为。同时又反过来把战争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用来印证其侵略扩张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使其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与侵略战争行为形成互动，演绎出不断扩大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于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留下了以下历史记录。
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认定：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纲领》还决定，日本将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其在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的权益。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