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深刻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怎样培育和践行?无论是落实中央指示还是解决现实问题，都要特别注重道德建设。
(一)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时代进步的尺度，是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道德的作用潜移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分析了君主政体的“荣誉”原则和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之后指出：“共和政体需要品德。”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其《国富论》闻名于世，但他更希望人们记住他的《道德情操论》，他认为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都要靠道德作支撑。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反复地思考它们，它们就越是以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今年5月，同志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作为基本内容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来的。三个层面的倡导，要么立足于道德的内涵，要么直接就是道德的诉求。国家和社会这两个层面的倡导，以道德作基础，具体的践行方式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道义准则;个人层面的倡导，更是对公民个人基本道德水准的框范。可以说，道德是人类行为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性中“普照的光”。一个人受到尊重，乃因其道德的感召力，这种力量可以超越国家、种族、党派的不同，可以消弥肤色、信仰、政见的差异，使所有人对他表达敬仰。曼德拉去世在全世界引起普遍哀思，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这些年，我们在道德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也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加之各种各样无益的和有害的价值观念的流行、泛滥，使得道德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问题;是非、善恶、对错的判断出现模糊甚至颠倒，连街上老人摔倒了是扶还是不扶都成了问题。可见，越是全面深化改革，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是需要向上、向善的道德规范作为强大支撑和引领。“百行以德为首”。培育和践行，必须首先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使人性归于向善的道德操守、价值取向，使社会归于良性的运转秩序、良好的文明风尚。
(二)
把培育和践行的重心放在道德建设上，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软实力，跨越了数千年时空，实现了古今异时共存、中外异地共赏。从本质上说，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内核的价值系统，它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的行为方式，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立足“诚义”、“正心”、“修身”，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毫无疑问，伦理道德的研习与修为，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恢复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道德建设极其重要的内容。
当然，我们今天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优秀传统道德，不是发什么“思古之幽情”，也不是食古不化、简单地穿汉服唐装哗众取宠或肤浅表面的娱乐作秀，更不是搞封建社会那一套陈规陋习，而是要按照同志要求的“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就是使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品质、价值取向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这些品质和取向在现实中活起来，活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活在每一个人心中，这样才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讲“孝”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也是世界上的文明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无论社会形态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提倡和践行“孝”道，都是最起码的人伦。我们现在提倡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搞“父母在，不远行”、“丁忧三年”等等，“孝”的具体内容、表达方式必须与时俱进，但“孝”的本质或抽象涵义却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在今天尤其需要大讲特讲。最近，我们开展“今天我们怎样讲孝”征文活动，就是要倡导大家用现代生活方式去尽孝，把“孝”这个人性中最美好的品德发扬光大。这件事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如果一个人对生他养他的父母尽孝都做不到、做不好，难道还能指望他对祖国热爱、对组织忠诚、对他人诚信吗?
(三)
核心价值观既是个人价值，更是公众价值，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自觉追求，使之成为凝聚、指导、规范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有力思想武器。如何做到?关键是要打造一支有道德涵养、有敬业精神、有责任感的传播队伍。价值观的养成，习得是关键，这就必须有人去做传播、弘扬的工作。儒家思想为什么能流传两千多年?一是靠古代科举制度，读书人要学习孔孟之道，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取功名;二是靠民间文艺活动，即使不识字的人，通过民间文艺如戏曲、说唱、诗歌等也能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近年来，贵州省在培育、传播核心价值观方面逐步形成了两支队伍。第一支是“德师”队伍。各行各业都有“师”，教书育人的是“教师”，问诊治病的是“医师”，企事业单位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是“政工师”，宗教界有“牧师”、“法师”等等。在道德讲堂上从事道德讲习的人就叫“德师”。“德师”到乡村、社区、企业等，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核心价值观、传统美德等的讲习、传播，让干部群众接受道德的熏陶、洗礼。当好“德师”，关键要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传播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同志在指导兰考县教育实践活动时说到，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在那里建了好几座教堂，不管这些传教士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种传教的使命感，跟我们共产党人就有一比啊!上世纪初在贵州威宁石门坎乡，也有一位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到这里传教，兴学校、办体育、治病救人，最后客死石门坎。其执着与坚守，同样十分感人。我们党就是要有一大批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传播的“传教士”!第二支是文艺工作者队伍。就是以艺术的方式劝人知善、向善、行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今年以来，孔学堂艺术团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工厂，开展公益性演出，通过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积极推广《好人歌》等节目，劝人在家做好爷爷、好婆婆、好爸爸、好妈妈、好儿子、好女儿、好女婿、好儿媳，在学校做好老师、好学生，在社会做好公民，在单位做好员工，在党政机关做好干部、好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无论哪一支队伍，传播中都要注意接地气，做到寓教于乐。有些人在给普通群众讲课时，喜欢讲大道理，提一些空洞的口号，政治化、概念化色彩太浓厚。试想，如果终日挂在嘴边的都是“宏大叙事”，怎能指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果让群众感觉道德标杆难以企及，又如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所以，道德传播的内容要离老百姓近，多讲身边人、身边事;传播的方式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多一点“通俗唱法”、少一点“美声唱法”，多一点“牛肉粉面”、少一点“燕窝鱼翅”。
(四)
培育和践行，加强道德建设，当前我们重点是抓好三项工作。一是突出抓好“明礼知耻·崇德向善”主题活动。培育核心价值观，需要开展一些群众易于参与、乐于接受的活动，发挥感召激励作用。贵州在全省深入开展“明礼知耻·崇德向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倡导人们明“仁、义、诚、敬、孝”五礼，知“懒、贪、奢、浮、愚”五耻，从而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活动开展以来，许多单位积极行动，如省妇联开展了“明礼知耻·崇德向善在家庭”活动，评选慈母、孝女、贤妻;省总工会开展“明礼知耻·崇德向善在企业”活动，号召广大企业职工传承劳动美德，恪守职业道德，为企业发展与和谐凝聚正能量;教育系统开展“明礼知耻·崇德向善在校园”活动，让青年学生、小孩子接受传统美德熏陶;等等，社会反响很好。要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优秀传统美德、更加深入地留存在普通大众心中。二是在全省组织实施好“道德讲堂”活动。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将“道德讲堂”建到基层去、建到社会的末梢去，这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我们希望，通过“道德讲堂”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抓好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同志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殷殷切切，语重心长。修养、道德、廉耻，涵盖了做人、为官的基本要义。党风、官风带民风，影响社会风气，党风、官风不好，民风、社会风气好不了。在民间，老百姓骂人厉害但又不带脏字的话是什么?就是“缺德”。因此，要加强“官德”教育，倡导做“不缺德”的领导干部。第二，抓好公众普及教育。推进“道德讲堂”进机关、进社区、进村寨、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等，汇入各行各业，融入大众生活。我们在全省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把组织部门的远程教育系统充分利用起来，加挂“道德讲堂”的牌子，补充道德教育的课件，开展各乡镇、各村寨的道德建设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重点抓好“孔学堂”这个载体。建孔学堂的目的，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孔学堂建成开放不到两年时间，已经举办各类文化讲座200多场，到场直接听众9万余人;还举办了针对青少年的“开笔礼”、“成人礼”，不少家长反映，参加礼仪活动后，孩子“一夜之间似乎真的长大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大力推进孔学堂中华文化国际研修园建设，引进专家、学者，围绕“中华传统美德转化与当代道德观构建”、“中国人价值理念的百姓表述”等重大课题开展研究。
(五)
培育和践行、加强道德建设，特别要注意清晰明了、简便易行，避免笼统模糊、大而无当。大家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非常明确、非常具体、非常容易操作，我们党带领人民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与这种简便、易于执行的规则、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现实生活中，不易操作的“守则”不少，比如各地在创建文明城市中，花很大的力气去要求成人不要闯红灯、不要随地吐痰等等，其实这是在孩童时代就应该养成的习惯，但各种各样的孩童“守则”对此却鲜有简明具体的要求。这说明当下的道德教育、礼仪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的务实性、可操作性亟待提高。
培育和践行、加强道德建设，还必须认真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注意“软约束”与“硬约束”相结合，与立法、执法结合起来，惩处各类失德行为。比如一个人如果有逃票、逃税、不赡养老人等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就让他进入个人诚信系统的“黑名单”，其就业、贷款、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就受到限制。通过这种“软”“硬”兼施，协调行动，形成合力，逐步促进社会成员道德水平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