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放开新政策 全面放开生育二胎政策 普遍放开二胎政策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专家学者，普通百姓，以及相关媒体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讨论，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现在则表示，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向所有夫妇放开二胎政策;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好处。
之所以大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非常关注，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以及老龄化的加剧，除此之外，性别比例失调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过社会各界充分的理性讨论之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似乎呼之欲出。
蔡昉说提出的2年之内出现变化是否出乎有些出乎意料，放开二胎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制定相关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全部开放二胎对我们整个生育水平的影响不会很大，所以并不一定要两年时间。
张车伟：现在来讲，我们全部开放二胎，应该对我们整个生育水平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一定要两年时间。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已经非常低了，在我看来，现在全面开放二胎也并不是操之过急。
全面放开二胎的话，首先，性别比失衡的现象会得到明显改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性别比失衡，跟我们很多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家庭对性别的选择就非常强，如果可以生两个孩子的话，这种性别选择的倾向就会大大降低，这显然对性别比的改善是有很大好处的。另外一个，从长远来看，对我们几十年后老龄化的形势会有所改善，对我们中长期的劳动供给形势也会有所改善。
我觉得生育政策的放松是一个对中国长久持续发展有利的政策。人口的政策是一个基础性的、战略性的政策，人口政策的影响力也是长久的、长远的。从基础的政策设计来讲，比如说我们的公共医疗、公共卫生、基本教育等政策也要适应人口政策的变化，今后我们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养老政策也应该从一个长远的观点来设计。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尽快调整人口结构，对整个社会有非常有利的方面。
经济之声：对于计划生育的调整，学者、媒体、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探讨，现在看来，放开二胎是必然，而单独家庭的二胎已经放开，也就是说，离蔡昉所说的彻底放开二胎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相比前面的几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您看来，彻底放开二胎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两年之内放的可能性大不大?
孙立坚：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像日本、东亚的一些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目前都出现了少子化、老龄化的问题，这确实抑制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尽管他们拼命在尝试用机器替代人，但这种经济增长的成本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劳动力市场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平稳增长的状态，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非常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是养老问题，以前我们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人口结构进行代替，如果人口结构失衡，我们现在希望通过金融市场来补充养老资金的缺口，甚至我们也希望延长劳动年龄来解决养老的问题，但这些方式都带来了种种社会弊端，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平衡人口结构，能够形成互相分担的养老机制。
此外，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未来消化房地产市场供给，也会受到人口结构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结构尽快调整确实有很多有利的一面。
经济之声：放开二胎的直接动因，包括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有性别比例的失调。我们寄希望于放开二胎在长期能够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带来新的动力和契机。放开二胎，对于解决问题，将会产生哪些具体的作用?除了放开二胎之外，解决这些问题是否还需要别的因素?
孙立坚：我们确实应该关注很多别的因素，因为即使二胎的政策放开以后，如果城市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压力过大，反而会导致具备公共资源的地方人口增长缓慢，很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此外，如果人口过度发展，导致人口结构不是量上面的失衡，而是质上面的失衡，就会导致国家公共福利负担增长，当财政的压力无法解决公共福利负担的时候，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矛盾冲突，贫富差距的利益冲突会变得非常显现，最后转变为一个社会矛盾的冲突问题。
关键是教育要跟得上，如果我们人口急速增长，但我们的教育水平没有跟上的话，就会出现由家庭富裕的水平决定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情况，然后受教育的程度又决定了居民就业的机会，最终就会造成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的问题，实际上源头就是教育机会的不平衡。所以我们不能只简单地调整人口政策，而不注重人口质量的问题。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放开二胎政策就可以解决我们今天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的问题，以及养老金资金缺失的问题，以及代际之间互相承担能力等问题。二胎政策要放开，但同时也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才能配套解决我们在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