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理念
一应处理好脱贫与致富的关系。脱贫与致富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脱贫是生存问题,致富是发展问题;脱贫是公平问题,致富是效率问题;脱贫是政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职责,致富是市场规律、能力角逐的结果;脱贫必须采取特惠性政策应保尽保,致富只能运用普惠性制度公平竞争;脱贫,政府必须全面兜底,确保生存权,致富,政府只能创造软硬环境,提供发展条件,不可全部包揽;脱贫,必须微观,精准到户到人,致富,只可宏观,针对大环境,搭建好有利致富的市场平台;脱贫的责任主体应是以县为单位的“块块”,致富的责任主体应是从上到下各涉农部门的“条条”及社会各方力量。在脱贫问题上应重点抓好四件事:一是基本生活保障,二是基本住房保障,三是基本教育保障,四是基本医疗保障。在致富问题上应突出抓好三件事:一是改善条件,二是提高能力,三是创造机会。
二应处理好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扶贫开发应既重瞄准个体,更重扶持合作。不合作无法抵御来自市场、自然、政策及国际的风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经历了“合?分?合”的变迁,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必须实现从“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飞跃,让农民由“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合作”,成为合作组织的真正主人、主导和主力。1898年光绪曾发上谕“各州府县力推农会”,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努力。尽管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0多万家,但贫困地区数量太少、体量太小的问题依然需要下大功夫解决。
三应处理好死钱与活钱的关系。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必须的,但要想稳定解决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还应推进政策性金融批量注入贫困地区,并大力发展互助合作式民间金融,把小钱变大钱,把死钱变活钱,让农民在世界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学会“游击战”,让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不再成为货币战争的盲区。要克服贫困地区存贷比高达70%-80%的恶性循环现象。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近100年来,人类社会财富增长了8倍,而富人的财富增长了128倍。在金融成为经济的重要主导时代,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没有较大规模的“活钱”注入,财富的增长就不可能有大的起色。
★协调推进
一应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物理学上有能量守恒定律,在一定历史阶段,财富也是守恒的,而财富的分配则是不均衡的,有人富就有人穷,有人穷就得扶。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一种动态现象,既要打攻坚战,还要打持久战。要不断强化扶贫开发是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国家战略的政治导向。中央明确提出,通过五年攻坚,到2020年实现“两个确保”(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是基于现行标准的确保。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扶贫标准会不断调整,每调一次就会有新的贫困人口出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深刻认识我国贫困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我国仍处于,一定程度上的贫困问题仍然会存在。对于的这一论断应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决不能把扶贫开发当成一冲锋就能彻底解决的短期行为,应充分认识到扶贫开发是一个国家永恒的课题这个社会现实,从法律、政策及理论架构方面建立扶贫开发的支撑体系。
二应处理好口袋与脑袋的关系。“读书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已在贫困地区流行。口袋装满了,脑袋空着,口袋照样会瘪下去,只有先让脑袋不断充实起来,才能让口袋持续膨胀起来。首先,引导舆论重视知识,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让有钱人读书,让读书人有钱”的氛围,把“经济人社会”改造成“知识人社会”。决不能让“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现象重演。其次,从制度上规正人们对知识的偏见。凭什么会种田会养鸡会养猪是低素质,会弹琴会唱歌会跳舞是高素质。再次,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强化基础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强化职业教育,让农民学以致用;强化农村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第四,改精英教育模式为生存教育模式。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一项生存与发展的技能,克服千军万马都挤一条高考独木桥的弊端。
三应处理好对上与对下的关系。对上负责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上面的要求与下面的实际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对下负责就是要瞄准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区域的实际需求去雪中送炭,让“顶层”的温暖真正传导到“基层”的百姓。扶贫开发的目标是基层贫困群体,我们党的宗旨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只有对下负责才是最好的对上负责,不能对下负责,就是对上失职。在具体工作中,既要注重多少人脱了贫这个“数字面子”,更应紧盯始终让所有穷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个“实惠里子”,确保让贫困人口有真正的获得感。
★绿色引领
一应处理好温饱与环保的关系。在“温饱”已基本不成问题,“环保”却成了问题的今天,必须按照“两座山”的思想,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决不能让“环保”成为“温饱”之后的“瘟疫”。“温饱”问题好解决,“瘟疫”问题解决起来可就难了。一是该堵的堵。如果引进来项目影响水绿山青,即使是金山银山也应拒之门外。二是该罚的罚。实行“反向激励”,严格落实责任终身追究制,避免“公地悲剧”成“公共悲剧”。三是该补的补。政府应拿出真金白银,尽快补齐环保设施和监管能力欠缺的短板。四是该给的给。政府应从环境的外部性去考量,借鉴国际上“碳交易”的做法,要求发达地区给生态保护地区合理补偿,而不是象征性地搞一点安慰。
二应处理好大开发与大开挖的关系。地下挖煤、劈山开矿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有效方式,但大开发并非只是简单的挖掘地上地下资源,它可以是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可以是新兴产业的开发;可以是无中生有的再造,也可以是传统技艺的继承。当务之急,应从挖地开山的“大开挖”转向无形资源的“大开发”,如发展乡村旅游、深化农产品加工、活化传统技艺。乡村旅游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发展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是进城打工。开发乡村旅游的第三次创业将使中国农村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应从注重物的改造转向人的改造,通过“人”的发展,解决“口”的问题。杜甫当年感叹“国破山河在”,我们今天决不能让“国在山河破”。
★开放互动
一应处理好职能部门与涉农部门的关系。中国扶贫开发大抵分为三个阶段,1986年以前是通过五个“一号文件”推行普惠式扶贫;1986年开始各级成立扶贫机构,扶贫进入有组织、有重点、有步骤的扶持时期;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各涉农部门已由过去的配合扶贫变为扶贫主体,每年投入的资金比专项扶贫资金要大得多。各涉农部门应按照五个一批的要求,实行“谁的孩子谁抱走”,把部门资金和项目重点投放于贫困地区,?力同心为贫困地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应处理好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多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各级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的优越性,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但是,政府决不能在攻坚战中大包大揽,单打独斗,应全面发动社会广泛参与,可以进行荣誉激励,可以花钱购买,也可以引进第三方等措施,让一切愿意投身扶贫事业的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能为、可为,让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尽显其能、相互配合、协力攻坚。
三用处理好财政拨款与社会捐助的关系。扶贫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仅靠财政拨款还远远不够,应充分发动社会广泛募集资金。美国每年的社会捐助和财政收入基本相当,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学社会捐赠总额在75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美国高校仅就获得捐赠374.5亿美元,由此我国社会“众筹”资金的潜力可见一斑。对此,应从道德层面给予激励、从文化层面给予影响、从制度层面予以规正、从法律层面予以约束,构建一套完备的体制机制,引导更多的有识之士主动反哺穷人、帮助穷人、扶持穷人,真正把“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美德转换成实实在在的扶贫行动。
★共享成果
一应处理好穷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学家想通过市场降价减少生产,而穷人只会生产某种商品,降价反而会让他们为保收入生产更多产品。本来养五头猪的收入需要养十头才能保住。生产没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经济学家都通过提价节约资源,但富人不在乎那点小钱,照样消费,而穷人面对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只能减少其他开支维持生计,不仅没能节约,而且降低了生活水平,更严重的是拖累了市场。经济学家想通过统一标准提高质量,但标准一高成本就高,穷人买不起,只好消费更差的产品。扶贫开发必须真正弄懂“穷人经济学”。懂得穷人经济学,不仅要懂得穷人经济学的特殊性,更要懂得穷人之为穷人的根源。如果还把穷人视为可怜可悲、低等下贱的形象,仍旧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他们,以一种怜悯的姿态恩赐他们,而不从本质上去探讨贫困的根源,那么再高深的理论都谈不上懂得穷人经济学。决定一个舰队的速度不是看最快的那一艘,而是看最慢的那一艘。社会不能只研究让有钱人挣到更多的钱,不研究让没钱人挣到生存的钱。只有克服歧视性贫困,才能真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应处理好传统穷人与现代穷人的关系。传统穷人解决基本生存可以自食其力,现代穷人则必须支付必要的生活成本。煮饭,传统穷人可以自己捡柴,今天农民工到城市只能买煤买电;喝水,传统穷人可以自己挖井,今天农民工只能买自来水、矿泉水;走路,传统穷人可以多花时间步行,今天的高速公路必须花钱乘车;信息采集,传统穷人口口相传,今天的信息社会要花钱买电视、收音机、订报刊。现代社会制度的设计本质上就不允许存在穷人,但由于各种社会保障的不完善,现代穷人又实实在在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有些人“苟活于生存线之上、生活线之下”,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农民吃不上饭的时候很多,但喝不上水的事从来没有过,今天农民工在城里没钱就很难喝上水。因此,必须为现代穷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应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保障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