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好，我叫文发芝，今年9岁了。”小姑娘的声音弱弱的。
“来，你带我回家吧。”我蹲下身子看着她，眼前的小姑娘有一双黑漆漆的眼睛，长睫毛扑闪扑闪的，带着一点羞涩。
家，孤零零地建在一座小山头上。要是在夜晚，从山下远远望去只能看到这一户亮光。
“这是爸爸妈妈打工赚钱回来盖的房子。”
文文的父母在外打工十几年了，这五年东拼西凑，还背了数万元外债，才在黔西南州安龙县这山窝窝里搭起了一座不用担心日晒雨淋的土砖房。
我曾给文文爸爸打了电话，他的声音疲惫，“我们也很想孩子，但是穷山沟里挣不到钱，我们只能出去打工。”
黔西南石漠化严重，路是从石头间一下一下凿进去的。能种粮食的黄土很少，有些只能在一小抔石头窝的薄土里种上一颗玉米。为了生活，壮劳力大多只能外出打工，像文文这样的留守孩子就多了起来。
文文的爷爷奶奶都在身边，没有什么文化，甚至不会存手机号。每次要给文文爸打电话，老两口总是掏出一个皱皱的小电话本，再小心翼翼地拨通那台款式很老的手机。
平时地里的活儿很重，家里还养着牛、羊、鸡、鸭，弟弟妹妹还嗷嗷待哺，爷爷奶奶照顾不过来，文文也要承担一部分家务，做饭、洗衣服、带弟弟妹妹。
“我想去轻松的地方。”文文坐在梯田上，大眼睛看着我，又像在看着远处的白云。
“哪里是轻松的地方？”
“不用干农活，还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的心酸了：对大部分城里孩子来说，这是“平常”状态。可对她，却是“奢侈”愿望。
文文摘下一片野草，编起了拿手的草绳，这是她平时的玩具。
我看到她的手上有绿豆大的伤口，大拇指指甲盖很长，里面是没有剔掉的黑色泥垢。
“你的手怎么了？”
“玩绣花针的时候弄伤了。”
“为什么玩绣花针？”
“缝衣服。以前跟爸爸妈妈在浙江打工的时候学会的，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跟他们在工厂里用绣花针串珠子。”
真让人心疼。这么小，就要承担这么多。
但，文文毕竟还是孩子。一点点小小的乐趣就会让她忘记烦恼。
我们一起比赛飞叶片，择菜。她和同学们在一起画画、放羊、聊天。甚至有时候还会捉弄我，故意带我去跳梯田，还促狭地问我：“你们城里来的人走不惯这种路吧，我在田埂上还能跑呢！”
这样的感觉，在陪她上学的路上，更明显了。
那天，下雨了，山上都是磨得滑溜溜的石头和泥浆路。我一手打着伞，一边盘算着哪些地方能下脚。抬眼一看，文文已经嘻嘻哈哈地和同学调笑着，跑着离我越来越远了，时不时还回头朝我吐吐舌头。
文文所在的万峰湖镇关山小学里，我看到很多像她一样的留守儿童。老师告诉我，平时孩子们在一起都挺开心的，只是每当开家长会的时候，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没办法参加，他们就会很伤心。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蜂拥而出，冲向食堂。
如果是在家里，大部分孩子只能吃到清水煮卷心菜或豆腐。但，在学校，有了免费营养午餐计划，每个孩子可以得到4元饭钱补贴，顿顿都有肉。
“你理解爸爸妈妈离开你，去外面打工吗？”我问文文。
“不理解。”文文转过头去。
留守儿童的背后，牵涉到的是城镇化进程这样的大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和协作。
今年国务院印发了第一份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为切入点的系统性文件，提出在家庭发展中要首先考虑儿童利益；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放等要求，明确到2020年，要使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
采访中，我和同事们了解到，《中国留守儿童日记》里描述的黔西南州安龙县这片地区的孩子“挨到下午放学，饿得好像连肠子都不在了”的现象，得到了很大改观。政府、学校、社会爱心人士这几年做了很多努力，建起了当地最好的房子做孩子们的校舍；有些离学校远的孩子，住进了易地扶贫搬迁的新小区或学校宿舍；六一儿童节孩子们还能参加学校组织的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
这本书的编者，陪伴了留守儿童15年的教师杨元松欣慰地说：“之前来过的爱心人士，让孩子们知道这个社会上除了进工厂以外，还有律师、户外越野等更多的职业、更多样的生活。孩子们打开了视野，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希望他们不会再步父母的老路。”
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希望，改变即使微弱，也依然是光。
雨打青山，我和文文道别。
“雨太大了，你回去吧。”我拥了拥她单薄的小身体。
同样的场景她经历过很多次。每年的春节假期，是她笑得最甜的日子；假期结束，也是她最伤心的日子。懂事的她会等爸爸妈妈转过身后，才抹眼泪。
告别大山，回到城市。车水马龙，华灯初上。脑海里，却还总浮现出文文黑黑的大眼睛。
我不希望，一想到你就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