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家风故事征文六年级
小时候，父亲经常教导我，做事要宁缺毋滥，学会去粗取精。但对于一个尚未入学的孩子来说，要消化吸收这种“高大上”的理论，显然力不能及。直到有一天，他把我带入一片庄稼地。
那是一片辣椒地，由于受干旱天气影响，辣椒苗稀稀疏疏，在杂草间隐藏得很深，不仔细观察，还以为这是块草地。父亲说，这些草如果不除，不仅会抢去辣椒苗的营养，使秧苗生长缓慢，还会影响年终收成，来年由于大量的草籽被深埋土层，杂草仍会疯狂生长，到时又得大费周章。父亲边说边教我拨草，告诫我务必要连根拔起，否则夏天雨水一到，杂草又会长出来。后来，我经过一片“独具特色”的玉米地时，忍不住在土埂边驻足观望，眼前的景象顿时让我诧异，邻地玉米都长得粗壮清秀，唯独这块地的玉米，光杂草就有一尺来高，稀疏的玉米苗都开始枯黄了，就如同饱经风霜的长者，已近灯枯油尽之日。可是，它们还没成长，就要灭亡，难免让人暗自扼腕，很想出手拯救，但又感觉无能为力。我为此甚是纳闷，同是土质优良的地块，庄稼的长势为何大相径庭，回来一问父亲，才知是因这地的主人好吃懒做，不为它除草、松土和施肥，故而长势欠佳，也就不足为奇。从那时起，我似乎对去粗取精的含义有所理解。
在反腐力度逐步加大、干部队伍日渐纯洁的今天，那些贪污腐化、作风不端、干劲不足、敷衍搪塞的办事人员，慢慢长成了群众身边的“杂草”，如不及时清除，任由其疯狂生长蔓延，最终势必会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对发展的信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的党中央，始终致力于同腐败行为作斗争，及时清除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薄熙来、苏荣等一批害群之马，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据毕节市政府网站报道，毕节自推行“纪律作风轮流交叉察访制度”以来，共发现“四风”问题线索1300余个，核实通报问题500余个，查处问题278起，处理335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14人，收缴违纪资金1000余万元，先后8次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和40多起作风典型案例实名通报曝光。这些真实的案例充分表明，反腐败斗争是动真格的并且上不封顶，震慑作用极大，进一步净化了干部队伍风气。
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任重道远，尤其在农村基层一线，群众维权更是举步维艰，且不说充分行使批评、建议和控告的监督权，单身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所以，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在于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除需要不断完善权力监督体系外，还要加强党政监督，更要发挥群众和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把权力寻租的空间压缩为零，多绑几道钢丝，扎紧制度囚笼，切不可让曾任性一时的权力再次“出狱”。
我市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而要顺利实现同步小康的目标，就必须坚决打赢这场时间紧任务重的脱贫攻坚战。为确保扶贫工作实效，我市特地设立了扶贫专线，这是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又一次有效尝试，只要任性的权力之手一但伸出，势必会被狠狠的打回去。纵观之前的扶贫模式，只是一味“追肥”，而忽视了“施肥”的效率，导致本该属于贫困群众的“营养”被某些“杂草”抢了去，群众未真正得到实惠，导致脱贫攻坚实效大打折扣。
大力弘扬文朝荣精神，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进步的需要。党的优秀干部、群众的好支书文朝荣同志一生致力于改变海雀村生态环境和群众贫困面貌，带领海雀村民不断把荒山变成绿地，还给海雀村一片蓝天碧水，为贫困落后的海雀村修建了一条“林茂粮丰”的致富路，这和那些丧心病狂、贪污挪用群众“救命钱”、常抢群众“救济粮”、让群众长期“营养不良”的“杂草”相比，他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愚公移山、改变面貌、造福子孙的精神，就是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优质“肥料”。
即便有了这种肥料，我们还须及时有效追肥，仔细耐心除草，先除草后施肥，秧苗才会茁壮成长，庄稼产量才会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才会改善，毕节试验区“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同步小康”的毕节中国梦才会实现。
清廉家风故事征文六年级
谁能告诉我，在银河一粟的地球上，从古到今有多少伟大的女性?谁能告诉我，我们96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繁华热闹的城市，在风雨飘摇的海岛，哪里没有女性的足迹和笑音?谁能告诉我，家庭的和谐与幸福，整洁与温馨，哪能没有女性洒下的汗水和心血?
女性的感情丰沛、温柔细腻，为每一个成员构建了温馨的精神家园，呵护着家人的身心健康;面对外界“黄赌毒邪”洪水猛兽般地向家庭这块圣地肆虐而来，众多的女性同胞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误入歧途的家庭成员拉出深深的沼泽地;当被金钱、美色冲昏了头脑的达官贵人正准备伸出“贪污受贿”的黑手时，“廉内助”们深怀大义，纷纷自鸣警钟，高筑防线，当好“监督员”、“守门员”，挽救了一个个濒临堕落的灵魂……女性以真善美的心灵，美化着家居环境，提升着家庭的文化品位，净化着家庭乃至社会的空气。
江西省安远县副县长邝光华的妻子朱红艳是一位“十佳”廉内助，她时刻牢记着“公生明、廉生威”的古训，始终帮助丈夫把好廉洁自律这道关。20XX年，老家来了一位远房亲戚，说是为了感谢县长的帮忙送来20万元。朱红艳知道后，忙催促丈夫要把这笔钱退还人家，但他答应后依然把那个装着钱的袋子放在书桌抽屉里，还经常呆坐在书桌前，把那个袋子拿在手里，满腹心事地捏着、捏着。朱红艳明白，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查出患了晚期肺癌，急需药费进行第一期的治疗，而这钱正如一根救命草，究竟要还是不要?正值丈夫犹豫之际，朱红艳主动地提出自己的想法：这20万一定要退回，至于药费就用两人多年的积蓄解决，不够，再向亲戚朋友借。但朱红艳父亲在做完手术的第七天，拒绝吃药打针，坚决要求出院，更反对做化疗。当女儿哭着求他再接受治疗时，他伸出瘦得皮包骨的手抓住女儿的衣袖说：“孩子，别瞎忙了，我明白这是一种啥病，你们已经尽力了。”朱红艳悲伤地跑出病房，偷偷地淌泪，这时丈夫站在身后轻声说：“我对不起你，是我让你行孝不成，如果这钱没退，你父亲就有救了。”但朱红艳坚决地说：“那笔钱绝不能要。”两个月后，朱红艳的父亲终因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对她来说，失去亲人是痛苦的，可不取不义之财自己又是心安理得的。
“贪廉一念间，荣辱两世界”，廉洁的家风是家庭万事兴的基础。如果“内助”们时刻不忘自己是领导干部的配偶，从细微之处支持丈夫的工作，就能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好家风，构筑幸福的家园。目前有些腐败分子，他们的腐化堕落不仅有个人的原因，当中还包含了“贪内助”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山东省黄金工业局原局长薛玉泉248次索取和收受83个单位和个人的钱物总价值206万元，这其中三分之一是他的妻子收下的。他妻子还公开对人说：“我不认别的，就认钱。”可见其在薛玉泉走上犯罪道路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辽宁省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妻子章亚非，在马向东“出事”后，多次飞往香港和东南亚，转移赃款，与有关外商订立攻守同盟。同时，她找了一位大报记者给中央写“内参”、“说明情况”，还多次花巨款到北京找人“打点”，她买通狱警，曾3次与马向东直接通话，报告她的活动进展情况。最后，马向东被判死刑，其妻也被追究有关刑事责任。如果之前她们能时刻保持警惕，常吹“廉政风”，管好家庭“廉政帐”，及时提醒督促家人做到“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那么最后还会造成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吗?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同处一室，好女人就如芝兰，弥久弥香，“廉内助”对丈夫的影响可见一斑。令我们欣喜的是，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社会迎来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黄金时代，一大批“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以及“好警嫂”、“廉内助”脱颖而出，以发扬传统、与时俱进的精神，诠释着这些荣誉称号的丰富内涵，出则“巾帼不让须眉”，入则“贤妻良母孝媳”，不仅赢得了社会的肯定，也赢得了男性的尊重。
大文豪歌德有句经典的诗歌：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向上。女性同胞们!在新的世纪里让我们大力营造廉洁家风，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加温馨，更加美好。我们相信：现代之女性，将引领我们的家园走向和谐与幸福!
清廉家风故事征文六年级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