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今天，1935年8月3日，中央红军自同年5月9日渡过金沙江，取得了历时3个月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跳出蒋介石40万大军的包围圈，时间又已过去了3个月。此时的中央红军正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做过草地的准备，实施“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20xx年夏和20xx年初，我两次重走红军四渡赤水之路，亲身实地考察、感受了当年红军在这个历史“转折点”的往事。原打算在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同时间段1至5月间，写作这篇纪念文章的，因故推迟到了今天。八十年前的今天，红军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和蒋介石包围与突围的斗争，而是红军内部的斗争;主要敌人也不再是国民党的围剿大军，而是险恶的无人区的雪山、草地。
一.转折点
八十年前的“四渡赤水”是毛泽东本人命运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中国伟大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对中国历史的高度总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历史段，从秦统一中国以后，秦汉400年的合，到其后三国100年的分，再到公元265年西晋重新统一中国的合，甚至其后中国历史的演进，这个东亚最大的帝国的历史确实一直是在演绎着《三国演义》的这个高度总结的。
而强哥认为，对中国历史更准确的概括似应为：天下大势，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里面体现的其实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关系。“乱”的根源是“治”埋下的。Focus到中国历史，就是“大治”期间，土地的兼并、集中，是经济规律“马太效应”在起作用。失地农民在灾荒年间，生计无以为续，有勇力者被迫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土地资源重新分配，由“乱”又复归为“治”，周而复始。
上个世纪长达近30年的国共之争，确如中共宣传所言，是中国前途和命运之争。国民党试图用从西方copy来的三权分立、三民主义救中国，这个实践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屡屡受挫，造成了国内军阀割据、一盘散沙，外敌鲸吞蚕食中华的危难局面;在民国建立近10年后的1921年，中国的另一批仁人志士决定另辟蹊径，试图实践马列的理论来救中国。马列理论虽和三民主义一样是西方的舶来品，但马列公有制理论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暗合，因此在中国很快找到了一批拥趸。
人们看到的是经过近数十年的国共内战，1949年国民党退居小岛，国共之争胜负初分。其实，国共之争的转折点是在1935年1至5月间的四渡赤水战役：40万兵强马壮、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楞是没有最后解决掉刚遇惨败，不仅武器不整，衣衫都欠完整的不到3万的共产党军队，让对方一条大龙逃出、活透，1946年两军再次正式决战的时候，这支当年残缺的败军已拥有120万的兵力，控制了近1亿人口的地区了。因此，可以说，四渡赤水战役是国共最高领导人之间近在咫尺的直接对弈，中共赢得了胜负手。中国历史也就在此转折。
至于毛泽东个人的命运，一般史学界或者说是宣传界，给我们的灌输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遵义会议做出的决定其实是把博古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张闻天，军事上的决定权由共产国际的李德手里收回，交给了朱德和周恩来，毛泽东获得的职位只是前敌司令部的政委，从指挥行军打仗而言毛当时的职权不比一个参谋长(刘伯承)大。
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四渡赤水中的苟坝会议后才真正确立的。
苟坝会议其时，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主张被当时除他以外的20(22?)多位与会者一致否定，可见毛在遵义会议以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指挥决定权。毛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预见、控制局面的能力在四渡赤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折服了共党领导层和红军官兵，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才得以确立。
毛泽东，一介湖南乡下的布衣，既无傲人的学历(张国焘，北大才子;王明，就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又和共产国际素无历史渊源，尽管创立了挽救共产党命运的井冈山根据地，提出了工农割据的正确战略，依然被要学历有学历，要背景有背景的王明等打入冷宫，甚至被剥夺了毛一手创立的红四军的领导权;如果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没有红军被迫长征，没有危局让毛力挽狂澜，没有四渡赤水让毛折服红军上下;毛是否能有机会建立开国的不世伟业，取得后来影响世界的伟人地位，真的很难说。历史既有必然性，也是充满偶然性的。
二.四渡赤水战役的发轫----青杠坡战斗
话说遵义会议之后，中共高层发现遵义地区不适合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遂决定开拔，另找方向。这时两个四川人的建议被采纳，他们提出红军出遵义，沿赤水河右岸向北(赤水河发源于云贵高原，在四川合江汇入长江。由于赤水河蜿蜒弯曲，时而向北、时而向南，因此说赤水河西岸、东岸易造成混乱，我这里以长江为前方，以河左、河右来区分，较为清晰)从泸州和宜宾之间过长江，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其时，张国焘、徐向前所据以巴中为中心的根据地，拥8万精兵强将，根据地面积4.2万平方公里。如果中央红军真能北渡长江与张徐会合，则中央红军必能摆脱被动局面。
然而，那两位出主意的却没想到，此前，张徐在四川的坐大，已引起刘湘和老蒋的多次出兵围剿，现在两股红军要合流，不仅老蒋不答应，刘湘也不会答应啊!这不是要端刘湘的老窝吗?
因此，刘湘得知中央红军动向后，严令沿途川军拦截，并派出川军精锐郭勋祺旅为拦截主力。
计策既定，1月19日红军主力离开遵义，24日林彪红一军团攻占土城，随后，一军团继续北进，接近长江岸边。从北往南前来堵截的郭勋祺部和红军的林彪部一样都是各自最精锐的队伍，行动力强，行动神速。郭部一不留神一下子插到了中央红军的后面，这就无意中造成了中央红军前后受敌的不利局面。这时，毛泽东建议让27日到达土城的三军团彭德怀部和五军团董振堂部，回头吃掉冒进的郭部，这是共军惯用的战术，叫“歼灭冒进之孤敌”。毛泽东当时给彭德怀出的主意是利用两边的崇山峻岭设伏，这又是红军的拿手好戏---伏击战。可惜，彭德怀不是林彪，行动没有林那么神速，对毛的意图领会也肯定不会有林彪深，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28日凌晨，两军遭遇，一场被昆明陆校毕业的二哥称之为的共军战史上最豪华阵容的一场战斗，就此拉开。而且还是一个败仗。
众所周知，山区遭遇战一打响，敌我双方都是朝高地跑，军事术语叫“抢占制高点”。红军三军团抢占的主要制高点是青杠坡，川军抢占了青杠坡对面的营棚顶。一交手，红军才发现川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何况郭勋祺是川军中精锐之精锐，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都非此前红军接触的地方部队黔军可以比拟的。战场一时陷入胶着。战斗从凌晨5点接敌开始，战至上午，尽管彭德怀、杨尚昆亲自在战场指挥，红军多个阵地还是为川军突破，敌我伤亡皆惨重。刘伯承即命陈庚率红军干部团冲击川军，暂时稳住了我方阵脚。原在土城的毛泽东、周恩来、张云逸(55大将)、李富春、左权(黄埔一期，曾赴伏龙芝军校学习，后任八路军参谋长)等亦跑来在青杠坡(此处离土城3公里)附近的大埂和已在那里的朱德一起指挥战斗。毛泽东同时急电林彪一军团回援。
毛泽东的决策发挥了作用，林彪一军团二师赶到后，即对敌营棚顶阵地实施反攻，战况惨烈，在最后占领营棚顶时，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白刃肉搏战。林彪历来是把白刃格斗作为政治任务考核下属了，因此，林部的白刃战历来是所部最后解决战斗的最后手段。青杠坡战斗是这样，后来的平型关也是这样。红军占领营棚顶的时候，夕阳已经开始西下，这时红军一鼓作气，似可歼灭郭勋祺部。
然而，毛泽东嗅出来了危险的气息。
28日一天，在青杠坡不到2公里见方的山间葫芦形战场，敌我双方投入近2万兵力，鏖战一整天。红军渡过湘江后不到三万人的部队，已被压缩在土城和赤水河之间15公里见方的狭长河谷地带，而蒋介石调动的川滇黔湘桂五路地方军阀部队，加上由南向北压过来的中央军薛岳部(含吴奇伟纵队和周浑元纵队)共计40万大军，即将完成对3万红军的合围，红军面临自成立以来最危险的境地，危在旦夕。
毛泽东果断制止了红二师对郭部的追击，于黄昏令所有部队撤出战斗。郭勋祺部则被林彪部队的勇猛打懵了，乘红军后撤，往长江边狂奔15里方才收住脚步。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连夜商议决定，土城亦必须放弃，收拾细软，于第二天凌晨开始，从赤水河右分三个地点渡至赤水河左，暂时摆脱蒋介石的合围圈，此即为一渡赤水。
盘点青杠坡战斗，双方投入兵力过万。二哥所言最豪华阵容即：
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共和国三位(毛，杨尚昆，李先念)，一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耿飚，张爱萍)，七大元帅(朱德，彭，林，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皆卷入此战。此役红军幸存者中，后来在55授衔时，将军就有200多人，且多为中将以上军衔。知名的如陈赓(大将)、张宗逊(上将)、宋任穷(上将)、杨成武(上将)、杨勇(上将)、张震(上将)、张爱萍(上将)、耿飚(上将)等等。尽管阵容豪华，却依然不能扭转战局的残酷。此役，仅仅一天，红军即伤亡3000人，占湘江之战后红军幸存者的十分之一，其中牺牲人数为1000人，包括红五团政委赵云龙(不死，55是跑不了的上将)等指挥员。前面提到名字的将军们也都在此役中不同程度地挂了彩。其中，张震受伤较为严重，被后撤的红军安排在了附近的寺庙---永安寺养伤，幸得主持悉心照顾，一代名将才有可能不久康复又追赶上了部队。张震的儿子张海洋在任成都军区政委的时候，重修了永安寺。
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川军即将突破青杠坡我阵地时，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差点被敌所俘。
这一仗，打得太惨，这一仗打得不合算。
三.扯点题外话
这仗怎么打得这么难看?扯点题外话。
对此战，大路的分析是当时军委二局还没有破译川军密码，对敌人数估计不足。我看这不是主要原因。
毛泽东历来说：当路线方针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我们分析此战，还是得从敌我双方的参与者来分析。
首先，川军的战力在中国各地军阀中其实是被严重低估了的。西南方向，人们历来认为滇军最厉害，其次是桂军，川军因为装备和缺乏正规训练的原因，常常被外界误认为是弱旅，但其实川军并不弱，川人的战斗意志是很强悍的。
举个例子，台儿庄之战，川军王铭章部守藤县，对手是当年在津浦线所向披靡的日军精锐矶谷廉介的十师团。日军上有飞机，地面有坦克大炮;而王铭章所部第一二二师是纯正的“草鞋加步枪”川军子弟兵，“脚蹬破烂的草鞋，身着破旧的军装，肩背土制步枪，胸挂四川土造“麻花手榴弹”，这是一支装备低劣到不堪使用的军队，这是一支给养短缺到“几乎没有”的队伍。但正是这样一支川军，“以极不利之装备，抵抗矶谷之机械化部队，以极不利于防御之地形，阻敌前行达三昼夜之久。弹尽援绝，继以白刃，继之以拳，继之以齿，继以鲜血头颅，虽牺牲殆尽亦不稍顾，川军战斗意志之坚强，执行命令之彻底，官兵之视死如归，可谓震古烁今，罕有其匹。”(李宗仁语)王铭章部虽全军覆没，但为李宗仁布防台儿庄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而红军在青杠坡遇到的郭勋祺则是刘湘最器重的将领，打仗会动脑子，人送外号“郭猫子”(川语狡猾的意思)。还是个太极高手，师从川中太极名师李雅轩。抗战期间，郭部川军主要在我家乡太湖流域抗击日寇，与同是川人的陈毅部素有交往。郭在太湖抗战中腿部被日寇炸伤。解放战争期间，郭投降共产党。毛泽东不计青杠坡战斗差点让红军倾家荡产的前嫌，让郭当了四川省的体委第一副主任，谁叫他有太极特长呢：)。郭65岁于成都善终，此是后话。
反观红军方面，最大失误是这仗开头没打好，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此役主要指挥员彭大将军出身行伍，1928年带了平江起义的800人枪投奔井冈山，当年老毛秋收起义上井冈的人枪也不过千，因此，彭是共军起家时的大股东。彭历来对执行毛泽东的意图是打折扣的。这就是毛在59年庐山上说他的：几十年来，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同样是伏击战，看看林彪的平型关是怎么准备的，怎么打的。
战前看地形，林彪亲自去看了三趟，精选了伏击地点;设伏部队午夜十二点冒雨出发，5000人的部队在伏击地点潜伏几小时，当地老百姓都没有发现。反观老彭，临近佛晓设伏部队才出发，结果，川军也是早起的鸟儿，这下好，打成遭遇战了。
我在参观青杠坡战场的时候，用美制望远镜看到大概离青杠坡2.5里处就有一个绝佳的设伏地点，老彭晚了一步啊!
和林相比，老彭打仗还是太粗。
后来的百团大战，彭没有听毛的话，把仗打大了，招致日军五一大扫荡，八路军损失十几万人;抗美援朝，彭罔顾毛的一再警告，没有搬大渝洞司令部，导致毛岸英被炸死。
听长辈说过，彭来视察南京军区某部队，看到墙上毛主席的像，对部队首长说：这个挂了不好，不要搞个人崇拜嘛!引得部队官兵侧目。
所以，老毛说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不能说是冤枉了他。
青杠坡战斗就是彭没有完全贯彻毛的意图，开局没下好的棋，即使换高手接着下，翻盘也难。
四.一渡赤水，休整，定计
红军于2月29日凌晨开始在三个地点架设浮桥和运用船只开始从赤水河右向河左渡河，于中午时分全部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境内。为摆脱尾追之敌，红军继续向西南，一头扎进了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扎西。进驻扎西后，红军发现尾随的川军见红军进入云南，逐渐脱离了与红军的接触，退守长江沿岸，而滇军则向扎西地区运动以防止红军进一步深入云南境内。见此形势，红军在云南稍作休整又于2月14日返回川南古蔺。红军在古蔺打土豪，补充给养、整编部队，抛弃辎重，轻装以利机动。我在太平镇听89岁的车盛寅老人讲，当年9岁的他亲眼见到红军把一挺没有子弹了的马克沁机枪在太平渡口沉入赤水河。
贺子珍BTW在2月16号前后，在古蔺的白沙场生下了一个女孩，当然，孩子一出生就送人了，因为婴儿是不可能跟着大人行军打仗的，那只能是死路一条。毛泽东的龙女血脉留在了古蔺白沙场。
在古蔺休整期间，如何突破蒋介石设的重兵重围，毛泽东心中已有计策：欲跳出重围，必须渡过长江，而向北渡江已不可能，只能向南渡过长江的上游金沙江;向南渡江的难点在于滇军挡道。西南各军阀的地方武装，以滇军最为强势，这除了云南有着中国最早现代军校讲武堂之外，经蔡锷、龙云、卢汉等名将的几十年经营，滇军的装备、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战力在西南都是首屈一指的。
1938年4月22日至5月18日的徐州禹王山阻击战中，面对日寇矶谷、板垣两个甲等机械化师团及伪军5万多人的进攻，禹王山主峰被日军炮火削下去两米，滇军战至奉命撤退，小日本也没能越禹王山半步。整个台儿庄战役，中方歼灭日寇约2万人。禹王山一战，滇军就毙敌1万2千人。由此可见滇军战力之一斑。
因此，毛泽东的计策就是在两个方向上造成敌人的错觉和误判，调出滇军，避免和滇军发生硬仗：1.造成红军欲在遵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假象，引诱滇军出滇前来围剿，从而红军有机会乘隙借路云南巧渡金沙江;2.造成红军欲从北边渡过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假象，从而尽量把围堵之敌往北调动，红军乘隙从南边渡过金沙江。
计策既定，毛泽东向中革军委建议，再渡赤水，直出黔北，摆出欲占黔北之势。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于2月18日起在太平渡、二郎滩由赤水河左向右二渡赤水。3万红军于18至21日全部又渡回河右。
重回河右的红军，摆开了要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架势，沿途打出标语“赤化贵州”。先由林彪一军团于24日攻取桐梓，战斗打得很轻松;25日彭德怀的三军团开始进攻遵义门户娄山关。此前，35年1月初，红一军团曾用二师四团(耿飚、杨成武团)轻松攻取娄山关，二师六团(朱秋水、邓飞团)智取遵义，都没费多大的劲。等到彭德怀三军团二打娄山关，可是费了劲了，13团(先头营主官一死一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击败刚刚换防的黔军一个团，脚跟还没站稳，黔军两个团开始反攻，13团伤亡惨重。彭德怀急令三军团所有部队紧急增援，12团赶到。彭后来回忆说12团如晚到5分钟就要坏事。12团上来后打得也很惨，团政委钟赤兵(55中将，广州军区副司令)参谋长孔权都负了重伤。最后还是腾出手来的林彪一军团杨得志团对娄山关之敌实施迂回侧击，才在关键时候击溃了黔军。三军团总是在关键的时候需要林彪一军团帮忙。两个军团战力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二打娄山关，打得惨烈，基本上彭总打仗都能打出惨烈的气氛：)，换言之，彭总总能把仗打惨喽。娄山关战役结束后，28日黄昏，毛泽东亲临娄山关战场，目睹夕阳下血色战场，不禁百感交集，吟出了他这辈子最悲壮的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作为后人揣测当时毛泽东的情怀，毛当时不仅仅是战场感怀，更多的应是见证了红军终于可以实现战略企图，释怀后的一种悲从中来!鲁迅说过：长歌当哭，那是在痛定了之后的!
毛泽东当时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毕竟，这是红军湘江惨败，甚至是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的第一次大胜，毛泽东此时才看到了红军有可能翻盘的希望，此前，在麻木中没有觉得的痛楚此时一起袭来!
后面的事就简述了：三军团又打下了遵义，但也打得惨烈，和彭德怀一起平江起义起家的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于此役牺牲。气得彭德怀大骂张爱萍：猪狗养的，都死光了好!
中央军吴奇伟率两个师来救遵义，被林彪一个斩首行动，端了他忠庄铺的指挥部，险些活捉了吴奇伟。
林彪红一军团不愧为毛泽东一手带出来的嫡系，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决定性的尖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抢占腊子口，几乎所有决定性的仗，都是一军团打的;一军团要么不出手，出手必能实现战役目标。反观三军团，一个土城战役，前半段是一军团打的，顺利占领土城，后半段青杠坡是三军团打的，勉强算惨胜;林彪打吴奇伟，连骨头带汤，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彭德怀打周浑元，又是没有抓住战机，啃了硬骨头，差点把牙蹦了;后来的打会理城，也没有完成战役目标。
二渡赤水不同于一渡，如果说一渡是被迫，那么二渡则是红军主动为之的。二渡赤水后，红军五天内连取桐梓、娄山关、遵义，不仅重创黔军，还歼灭了中央军吴奇伟93师大部，59师一部，加上击溃的黔军8个团，战果上看，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34年10月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史称“遵义大捷”。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再次得到公认，3月4号中革军委给毛泽东授职前敌政治委员。
红一军团从吴奇伟部缴枪两千条以上，获轻重机枪数十挺，子弹上万发，炮弹百发，红一军团的武器、给养得到极大的补给，林彪“壮了”。官兵士气达到长征以来的最高点，求战情绪旺盛。
这不，3月10号下午1点，林彪、聂荣臻又瞄到了一个吃肉喝汤的战机，给中革军委发来了求战电，这就引出了毛泽东违反原则的两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