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环观后感(一)
星期四，我看了一个经典红色影片《高山下的花环》，讲述了革命战争的故事。
连队的一位指导员拿上一个花环，献给了可敬可爱的连长。记者采访指导员，指导员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当时，连长吴三喜把指导员介绍给其他军人，并让他担任指导员。有一天，指导员浪费粮食，把一个雪白雪白、干干净净的香馒头扔进了水沟，连长全体教骂了所有军人：不能浪费粮食，要节约。解散以后指导员坦白的告诉连长，馒头是自己扔的。后来，指导员的妈妈寄信给儿子：你们军队要打仗了，十分危险，你赶紧撤离军队吧。指导员也很想逃跑，便和连长说：“我不参加这场战斗了!”连长当着全体军人的面骂了指导员，说他是胆小鬼，就知道当逃兵......指导员听了连长的教训后，决定参加战斗。
连长对所有的军人说：“每个人不能做逃兵，要去和侵略我们中国的人抗战到底。如果牺牲了，要让自己的儿女当抗日英雄。”指导员听完后，把手指头咬出血，在布上写了6个字??我决不当逃兵。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许许多多的人牺牲了，连长牺牲了，副连长牺牲了，还有一些战士也牺牲了。
最后，指导员回到了家中。把连长唯一留下的纸条递给了连长的父母，还到墓地给连长献了花环。
军人是多么的伟大，为了百姓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勇敢地牺牲了。
高山下的花环观后感(二)
影片讲述的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发生的故事。一个官二代赵蒙生一心想要走后门调到机关去，就借下部队为跳板，“曲线救国”??先做指导员，后调走。连长梁三喜本已经被批假一个月回家照顾已怀孕的妻子玉秀，不料，自卫反击战争打响了，他不得不带领连队上战场，而梁三喜为救赵蒙生牺牲了，只留下一张血迹斑驳的欠款单。赵蒙生的态度从此发生了巨大改变，一心留在部队，并感恩梁的恩情。
在影片中最让人潸然泪下的情节就是欠款单的故事。
“秀：我除了给你留下一张欠帐单外，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几身军装，摸爬滚打全破旧了，唯有一件新大衣……”
一句简单话，道尽无数辛酸泪。梁三喜的遗言就是：一定要还欠款，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赵蒙生无忧无患的衣食生活，即使在条件艰苦的部队里，他依然能得到家里的额外的补助??进口曲奇，进口美酒等。由此看来影片不是一部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作品，而是带有一定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作品。这或许也就是影片的感人之处，不是描述社会的简单化，理想化，而是呈现一定的复杂性与阴暗性。
让我情不自禁地感动得流泪的是：为了偿还儿子欠下的债，梁的母亲拿出全部的抚恤金还不够。为了省下一点车票钱，竟和儿媳抱着出生3个月的盼盼翻山越岭走了4天。我们不为他们本身的贫穷而怜悯，我们愤愤不平的是：为什么梁三喜会有如此大的账单，为什么抚恤金都不够偿还欠款，为什么同在一个部队环境“身价”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为什么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烈士死后没多久家属的生活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二十年后家属们还剩下些什么?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下的一个真实的伤痛。
影片中还有个值得一提的人物??赵蒙生的母亲。赵母可谓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贵妇人”(影片中雷军长如此讽刺她)，她为了儿子的调任，三天两头地往师里打电话，就算到了战争即将开始时，她还敢致电前线要求儿子回来。不禁要问：她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权利?是谁赋予了她如此大的权利?这是又一个历史的，延续的伤痛。
有伤痛不要紧，但是久病不医，则会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历史的伤痛开始时是毫无征兆，唯有火眼金睛的圣人才能察觉社会的隐疾。当伤痛的症状显现，早已经积重难返。幸运的是，我们有能杜绝伤痛扩散的良方??制度的改革完善与自我道德的约束并行。
改革开放以来不平等的现象随处可见，不平等有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众所周知，城乡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贫富差距是与日俱增，由“富二代”“贫二代”等词就可看出这些现象。同时这两个词还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我们对前者是十分欢迎的，甚至是十分追捧，从而产生的是精神追随与盲从。我们将一切美好的，“高大上”的情感给予前者，留给后者的是少得可怜的怜悯，甚至有时这种怜悯是微不足道，落井下石的。面临这样的矛盾，制度的改革完善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共同富裕”只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空想。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又是重中之重，社会福利关系到全社会的每一人，这同样也是烈士家属得到照顾的一个优先方式，最佳方式。社会福利制度受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最大。社会福利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一是物质基础，二是政治条件。物质基础决定社会福利资金的筹措，政治条件决定福利资源的分配与推行。但这不意味着先发展经济，后来保障福利。这在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是行不通的，显然在解决福利保障的问题也是行不通的。
制度在解决权力的问题也是具有重要地位。赵母能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来，她凭借的是对雷军长的恩情??她把雷军长从死人堆里背出来。这是人情社会的现象，我们中华的文明讲究的就是儒家的忠、孝、节、义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拥有这些道德的人成为君子，成为“人”。这种道德约束有其局限性，它在面对权力的，金钱的诱惑时显得何其脆弱。这时道德的约束不够，就需要制度的钳制。二来，赵母利用的是她在以前积累的权力，人脉关系。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
10月20日，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就要在北京召开。就在一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和西方人根本不相信中共能调查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前任高层领导。一年后，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的被抓让“不相信”变成了事实。四中全会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反腐制度化建设有了更多期待。我们说要让官员“不想，不敢，不能”腐，事实上呢，“不想”是行不通的，你无法让别人不这么想，别人怎么想你管不着;“不敢”也是不可能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是有人胆大包天;最终切实可行而且也是必行的就是“不能”。那又怎样让他们不能呢?这就只能靠制度来“将权力关进牢笼”。
影片中有个色彩鲜明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靳开来，一个敢于说话的人，敢于说真话的人，一个直肠子的人。正是因为他的性子，上级不给他评为烈士，把他带头砍甘蔗看成错误。这个细节折射的也是制度的现实问题，没有制度何来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但同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没有制度的保障，如何让一群弱者发声?即使弱者发声了，又如何得到重视呢?
制度完善与道德建设之间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任何的制度改革都需要人去推进，在中国的现行权力体制下，是否去推进，如何去推进都离不开个人的道德观念与修养水平。只有二者并行，才不至于让制度成为空言，无用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