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传奇》是根据《铁匠的儿子》、《龙舟战鼓》、《小铁头夺马记》、《石头娃子》等十个真实的革命故事进行改编，加入许多现代戏剧元素。
【第1篇：大学生红色传奇观后感】
广西江滨医院，每天中午十一点半，九十四岁的区济文都会准时来到病房，给妻子王彦送饭，六年来，除特殊情况外，从未中断，这是一对经历战火洗礼的革命伴侣，69年的婚姻，他们即是夫妻也是战友，而他们相识的起点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成立的学生军。
区济文：生于1920年，广西贵港人。解放前年仅17岁就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历任新四军连指导员、华中军区电台指导员、华东军区医院副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野战医院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宜山地委副书记，包头钢铁公司轨梁轧钢厂党委书记，鞍山钢铁公司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柳州市市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1993年离休至今仍任中国老体协委员，广西老体协第一副主席、主席，广西新四军历史研讨会会长，获得过广西第九届健康老人的证书及寿星奖章。
王彦：原名赖月婵，壮族，柳城县人，生于1921年。1938年5月参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大四分校、新四军四师卫生部技术书记，华中军区政治部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第一后方医院宣传干事、副股长;华东军区第三军区医院指导员，第三野战军战勤报编辑、九兵团19野战医院副协理员。1949年12月转业，历任广西宜山地委秘书科副科长、科长，桂西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区人事局第一副局长。1954年11月后，历任武汉钢铁公司副处长，包钢大型轧钢厂副书记，鞍钢大型轧钢厂党委副书记，鞍钢铁东医院党委第二书记、书记。1978年9月后，历任中共柳州市委常委、委员(分管文教战线)，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10月光荣离休。
他们在革命征途中相遇、相识、相知，从此相爱、相守一生。
1939年相识于革命斗争前沿，1946年在抗日战火中结婚;从此，他们一直相伴，牵手走过了近70年的路程??一起经历战争的炮火，一起面对死亡的危险，一起坚守不变的信仰，一起共度风雨共享阳光……10年前，她因病住进了医院;从此，他每天早上9点半到医院，下午4点半离开，风雨无阻，日日不断。
今年，他95岁，她94岁;明年，他们结婚70周年了??60年的婚姻被称作钻石婚，70年的爱情比钻石更坚贞、比岁月更镌永??
原来，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永远在一起;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你一起变老。区济文和王彦长达70年的爱情历程就是最好的诠释。
“不能离开，因为她把生命寄托在我身上了”
都说相爱的人有心灵感应。14日上午快10点，区济文走进病房，躺在病床上的王彦右手举了起来。区老紧走两步，上前左手握着，右手轻轻地在王彦的手背上来回摩挲;接着，又轻轻地反复抚摸老伴的头，深情、温柔地望着老伴，“我来了，她就好了。她把生命寄托在我身上了!”
自从老伴住进医院后，区老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宁，天天都要到医院去，从未间断。当我们离开时，邀请老市长回柳州看看，他依然是那句话：“不能去，不能去。她的命在我身上呢……”
听闻此言，我们都很震惊：这得经过多少年的相知相爱，才能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对方的身上?
10年前，王彦因脑中风住进了医院。随着年岁增大，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现在已经不能说话，需要呼吸机支撑。每天到病房，区老还坚持在病床前为老伴读报纸，朗读两人都喜欢的文章，坚持为老伴做按摩，和医生、护理员交流治疗、护理方案。
10年了，天天如此??每天早上10点前，区老必走进病房，带着家里保姆煮的营养餐，瓶瓶罐罐好几个，有给老伴吃的，有自己的中餐。下午4点以后，他才会离开，独自回家去。
采访那天，当我们将一束百合花送到病房时，区老高兴地接过去，小心翼翼地摆放到老伴的枕头边，温柔地说：“你看，柳州晚报送给你的鲜花，多漂亮!你不是最喜欢花吗?”
虽然老伴不能回答，区老依然很认真地说，他说，“她是知道的，只是不能说了……”这一幕，让我们又心酸又感动。
病房里还有一张小床，两床相距约1米，累了，区老就在床上躺一下。病房很小，热爱运动的区老间或到院子里走一下，打一组太极就回来。他说不敢走太久，得守着老伴!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也许，相爱相守真的可以让两个人血肉相连，生死与共。
“一生相伴，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1937年，在南宁初中(现南宁二中)读书的区济文年仅17岁就担任了中共南宁市委书记，第二年他参加了广西学生军地下党，1939年，他和王彦在广西学生军地下党一个支部里担任委员，两人从此相识、相爱、相知、相守了一辈子。
95岁的区老记忆力超出常人的好，回忆起两人的革命历程，时间竟然可以锁定到年月日，地点可以锁定到哪个乡。“1939年3月，在安徽，当时我和她分别担任广西学生军第三区南溪乡和白沙乡工作组的组长，两人在一个党小组。”
当时两人一个19岁，一个18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共同的革命信仰催生了爱情的萌芽，“她做事非常认真、细心，这正是我最看中的品质。她好动爱笑，会打篮球，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走路很快，但是性格很温和，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我们经常一起谈论革命理想，交流读书感受。慢慢地，两个人越来越喜欢在一起，好像心是相通的，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有共鸣。这就是爱情吧!来得很自然。”
从此，不论是血雨腥风的地下斗争，还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这对既是战友又是恋人的年轻人一起经受了无比艰难曲折的生死考验。区老介绍，1941年7月，新四军淮南地区二师和淮北地区四师发生了凭空炮制的“托派”案件，师内50多名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打成托派被错误处理，区济文和王彦也在此列。“当时，新四军四师向华中局打报告，要枪毙6名‘托派’，6人中就有我们两个。幸好当时华中局领导刘少奇得知了此事，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上批阅：‘此内容不可信，立即放人，在斗争中考验!’我们两个才逃过了死亡之难。可惜，有的同志就因为此案而冤死。1984年10月，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全案予以彻底平反，这起历经43年之久的冤案才终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那段时间，我们两个都经历了非常残酷的审查，王彦被关了起来，我不仅去看她，还勇敢地为她申诉，我最了解她，她绝对不可能反革命。我们都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生死相依，这辈子有她真好!”
1946年3月，两人经组织批准结婚。6月，解放战争全面打响，这对年轻的夫妻又投入到了战场上，大儿子就是在一次夜行军中生下的。区老特别记得，有一次深夜转移，单架都用完了，快要临盆的王彦只好骑上一头毛驴。半路上，竟将她颠了下来，摔得不轻。幸好，母子都没大碍。当时，虽然两人同在一支队伍，可区济文担任领导工作，根本顾不上妻子。当得知妻子摔了，他倒是吓得不轻。
解放后，区济文奉命到武钢、包钢、鞍钢工作，王彦带着孩子跟着他继续转战南北。区老深情地说，“她真不容易，又要工作，还带大了5个孩子，为革命、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这一生，有她真好，很幸福!”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彦离休后到南宁定居，两人形影不离，一起练气功，一起写文章，过上了一起慢慢变老的幸福晚年生活。他们在家门口种了许多的花花草草，区老视作宝贝，不准人乱动，“黄金葛可以产生许多氧，桑叶吃了可以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离休后，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获得过广西“健康老人”光荣称号。
区老虽然年已耄耋，但头脑清晰，面色红润，步履稳健，精神抖擞，他说：“我41岁就得了心脏病，很严重，医生说最多能活8年。你看我活了多少个八年!”
两老分别从领导岗位上离休后，一起钻研养生之道，一起写书，也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出版了50多本书，2000多万字，其中有不少是和老伴合作的。老伴生病后，他仍然坚持写书，今年出版了三本，《共同战斗的岁月》《伟大的时代》《抗战中的广西女兵??广西青年回忆录》。
【第2篇：大学生红色传奇观后感】
《向死而生》，讲述抗战时期著名的桂林“七九事件”三烈士的故事。为保全党的组织，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三位同志以并排自缢的方式向同志发出警报，为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全国政治局势日趋恶化，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抗战中最困难的年代。1942年5月至6月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因叛徒出卖而遭到严重破坏：这年4月，南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向江西省委和粤北省委传达南委总结工作情况，并检查江西工作。5月26日，郭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晚即叛变。从5月27日至6月，叛徒郭潜带领国民党特务先后逮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南委负责人廖承志等。接着又领着特务直扑南委机关驻地广东大埔，逮捕了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南委机关也遭到严重破坏。
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郭潜还供出了广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郭潜的供词，电告国民党中统局，“请求偕同郭潜等数人克日往桂林”，对广西地下党“予以一网打尽”。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黄旭初，“命开始执行工作”。?月6日，中统局特务带着郭潜及特务多人直扑桂林。
7月的桂林，天气特别闷热。叛徒战战兢兢地领着特务，四处捕人。瞬间，皇城内外，漓江两岸，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7月8日晚，特务首先秘密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交通员，桂林市委委员梁耀宝。他经不起敌人的诱吓，很快叛变投敌，供出了我地下党组织。
1942年7月9日，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大规模逮捕我地下党人员和进步人士的行动。
上午11时许，一辆小型汽车，急驰到桂林逸仙中学门口，从车上跳下来5个穿长筒靴，带墨镜的家伙，他们手持黄旭初签发的“行动命令”，直扑教师宿舍。此时以教书为掩护的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和他的妻子、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三人正在苏蔓的宿舍里。特务将三人用黑布条蒙住眼睛，推上汽车，押往社会服务处临时拘留所。
志同道合的红色恋人
苏蔓，原名苏裕源，曾用名黄维、裴济、亚宋，1914年?月生于广西梧州苍梧县多贤乡(今夏郢镇)凤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930年苍梧县立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后改称广东省立�勤大学)攻读化学工程科，1935年夏肄业。
1932年“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争，这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正在学校里埋头苦读的苏蔓，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镇压，毅然到街头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他们通过表演话剧、唱歌、演讲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当地人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苏蔓还联合了十几个广西籍的同学回到梧州，动员梧州女中、苍梧中学的学生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在他的鼓动下，正在梧州读书的妹妹苏裕翠和弟弟苏智源，与其他同学一起，纷纷走出校门，奔向社会，积极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
罗文坤，曾用名罗娴、罗光，苍梧县贤德乡(今京南镇)纯冲村人。1916年11月29日出生于地主家庭。姐弟妹共有9人，父亲早逝，母亲是个贤惠的家庭主妇。
1921年，两广军阀混战，治安混乱，罗文坤随家避居澳门。1924年回梧州，在梧州女子高级小学就读。之后，考入苍梧县立中学。她聪明好学，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教师的喜爱。
1932年，罗文坤随家迁居广州，考入广州洁芳女子高级中学。当时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寻求拯救国家民族的真理，罗文坤和广州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读书的同乡苏蔓，与一批热血青年组织了一个曙光社读书会。他们学习马列著作，思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共同的理想，炽热的爱国热忱，把苏蔓与罗文坤的心紧紧相连。1935年春他俩在广州结为伉俪。
1934年至1935年间，大批革命青年留学日本寻求救国之路。苏蔓、罗文坤亦于1935年6月先后去日本，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政法专业。苏蔓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文化活动，加入了作为团结教育留日进步学生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华留日同学文化座谈会，并成为该会的骨干。1936年春，苏蔓被吸收为左翼世界语联盟的成员，同年暑假，他参加由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班，在学习期间，由支部书记林基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3月和5月，苏蔓、罗文坤先后从东京回到上海，当时苏蔓化名为“亚宋”，主要负责暨南大学等大专院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刘峰任书记，苏蔓为委员。上海沦陷后，苏蔓夫妇留在法租界坚持工作，为组织难民疏散和留沪群众的抗日活动而日夜奔忙。
1938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苏蔓、罗文坤到延安党校学习。他们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专心聆听许多中央领导的亲切教诲，政治上日益成熟。
1939年1月，苏蔓、罗文坤奉派回广东粤北工作。苏蔓(化名裴济)在广东省委组织部，担任省委党的干部训练班主任。
广东省委对党训班非常重视。省委书记张文彬和其他省委领导王均予、李大林、古大存等亲自讲课。苏蔓除主持全盘工作外，还负责讲授党的建设等课程。
党训班初设在韶关市(广州沦陷后的战时省会)附近的东堤河一家农产里。30多个学员挤在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低矮木板阁楼，空气浑浊，夜间蚊‘虫轰鸣，每天粗茶淡饭，生活极其艰苦。1939年夏秋，广东省委在曲江县马坝举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冬，省委准备在马坝附近再办一期训练班，因臼军第二次侵犯粤北，形势紧张，苏蔓带领党训班从马坝撒到南雄县郊里岗岭继续办班。该班于1940年4月结束，省委决定党训班移到赣南的锡坑开办。这里是山高林密的一条大山沟，办班的地方就设在一个久已荒芜无人居住的村子里。学员们用竹子搭床，用竹片、茅草作瓦，大家的生活更为艰苦。苏蔓自始自终与大家同甘共苦。
1940年5月，赣南党训班开学不久，被特务发觉。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限了几百名保安队来搜山。苏蔓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指挥学员分三路突围安全转移，最后他才与罗文坤和几个女学员张海萍、朱明等化装脱险，回到南雄城。
由于苏蔓和其他领导人的精心组织和辛勤工作，这几期党训班办得很有成效。学员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理论和军事知识，思想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各个重要岗位工作，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8月，苏蔓和罗文坤等奉调回到广西桂林，苏蔓负责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当月，撤消中共桂林特支，建立中共桂林市委，罗文坤任书记。伺年10月，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部和香港等地。12月，南方工作委员会从福建调钱兴到广西，重建广西省工委。省工委成立后，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罗文坤任妇女部长仍兼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o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西，特务活动猖狂。苏蔓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注意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行动谨慎;机智。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没有找到线索，无从下手。1941年9月，苏蔓和罗文坤等到桂林逸仙中学当教师，以此作掩护。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上，在广西大学、医学院、桂林高中、妇联会等学校、机关、团体，都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苏蔓和钱兴研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党训班，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铁手”张妙灵
1917年秋天，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婴，诞生在广东东莞县篁村乡。她，天生俊巧，父母为她取名张妙灵，她就是张海萍烈士。
张海萍随父亲到广州读书，于广州45小学毕业后，考入广州女子师范。她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爱好劳动的好习惯。白天在校读书常自带干粮当午餐;她不像一些有钱人家的同学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她窈窕的身材穿着一身整洁合身的粗布衣，却也总比别人显得漂亮。回到家中，除完成学业外，还抢着帮助母亲做家务，远近的邻居，都知道张家有一个既漂亮又勤快的小女孩。
勤劳节俭还往往同顽强、热情、上进结伴。如果说上天给张海萍一副美丽的面孔和窈窕的身材，那么环境和自我的磨练，则为她造就了比美丽的外表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顽强、热情、上进的性格。张海萍在读女师期间，学习勤奋，思想敏锐，朝气蓬勃，办事大胆有主见，为人谦和热情，乐于帮助同学，哪里有张海萍的影子，哪里就像燃起一团火，同学们都乐意与她接近，尊称她为“妙姐”。她十分热爱生活，是个音乐爱好者，天生一副圆浑、洪亮的女低音歌喉;她还十分爱好各项体育活动，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投篮好手，有“铁手”之称。
这个热情、活泼的青年，在白色恐怖下，想方设法地借阅马列书籍。一次，她借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手抄本，被书中的思想所震撼。为了能反复阅读，深刻理解和传给进步同学看，张海萍用了几个晚上，在灯下一字一句认真地将全书抄录下来。当终于有了一本自己手抄的《共产党宣言》时，她无比兴奋和愉快。张海萍在如饥似渴地接受真理，追求进步中，思想得到了升华。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步步加深，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羊城学生界奋起响应，张海萍立即投入了这场斗争。在运动中，张海萍接触了中共党员，1936年冬，她参加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次年春天，年仅19岁的张海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张海萍参加我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从事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街头、学校、工厂、农村，到处留下了她的足迹，宣传演出、安置难民、防空救护、募捐献金，事事抢在头里。在宣传中，每当她用那深沉、洪亮的女低音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时，听众立刻被深深地感染，并情不自禁地随之放声高歌，抒发抗日的决心。她还和女师的同学利用暑假回家乡，作抗日宣传，用她那甜美的歌喉，激励乡亲们抗日杀敌的决心。
我党为了争取广东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日，并在将来能掌握国民党基层政权，1938年9月，经党组织批准，张海萍参加了广东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后又参加了国民党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地干所)，并先后在军训总队和地干所中，担任中共女生支部组织委员。在复杂的环境中，张海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运用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一次，国民党顽固派散布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封建割据，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谬论，在学员中制造混乱。张海萍义愤填膺，坚持党的斗争原则，进行批驳。她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民主的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从而消除了反动言论在群众中的影响。张海萍还积极慎重培养积极分子，亲自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和抗日先锋队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1939年6月，党组织通过社会关系调张海萍到广东省妇女会工作，担任妇女班教务股长，从事妇女运动工作。她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为组织发动大众投入抗日救亡洪流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春，她调到中共广东省委南雄党员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张海萍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思想理论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因训练班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围剿，张海萍化装转移。
1940年8月，张海萍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派遣，赴桂林担任中共南委驻桂林政治交通员。1941年9月，张海萍利用广东同乡会的关系，与苏蔓、罗文坤一道，进入桂林逸仙中学，以任教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较量
特务捕到了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三人，如获至宝。黄旭初和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调统室主任梁学基亲自指挥审讯，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实施“一网打尽”的计划。
当晚掌灯时分，特务将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押到桂林东郊龙隐岩刑讯处。龙隐岩，从古到今都以它神话般的传说和文人墨客的题词著称于世，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而此时，却成了特务的刑讯室。
特务首先采取攻心战。他们甜言蜜语，轮番地对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进行诱降，妄图从他们的口中套出党的机密，但得到的只是无言的结局。特务当即露出了恶狠狠的杀机，他们对苏蔓大打出手，妄图以此来要挟罗文坤和张海萍投降招供。他们把苏蔓的衣服剥光，先用皮鞭猛烈抽打，接着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手臂，然后上“老虎凳”，在苏蔓被捆绑的小腿下不断垫加砖头。苏蔓咬紧牙关，一字不吐。敌人气急败坏，又施以更加残酷的吊刑，将苏蔓仰天悬空吊起，进行拷打，在长达数小时的酷刑中，苏蔓多次昏死，又多次被冷水泼醒。凶残的敌人仍未捞到半根稻草。
特务把罗文坤拉到距苏蔓十步之遥，让她目睹丈夫受刑的惨状，企图用夫妻之情摧毁她的意志，威吓其就犯。面对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苏蔓，罗文坤心如刀割，几度昏厥。敌人以为得计，不断用冷水将她泼醒。夫妻近在咫尺，只要她一句话，丈夫就可以免遭酷刑;但作为苏蔓的战友，一个共产党员，她没有向敌人屈服。而从他们的口中特务得到的回答始终是：“地下党是不会被赶尽杀绝的……”敌人自以为得计的一招又失败了。
特务又领来叛徒郭潜与张海萍会面，当面指证其身份和进行无耻的劝降。郭潜厚颜无耻地说，“整个南委都完蛋了，坚持也没有用”，“只要你肯说出组织情况，我保证他们不会亏待你”。张海萍义愤填膺，痛斥叛徒的卑劣行径，郭潜不得不灰溜溜地退下了场。
苏蔓三人不屈地沉默着。特务在给上司的报告书中沮丧地写到：“通霄达旦，未尝休息，而犯人仍颉顽不认，亦不悔悟。”
悲壮的选择
7月11日上午，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被“释放”回逸仙中学。但他们的宿舍周围却布满了特务，其行动受到严密的监视。下午，一特务上门递上“请柬”，声称是黄旭初请三位赴宴，“以表歉意”。他们一眼便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坚决地拒绝了。特务又从兜里取出三张“自新悔过书”，扔在桌上，威胁到：“请你们不要自误!”
此时，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很清楚，特务正在导演着“假释”的圈套，企图通过他们诱捕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一举破坏整个广西地下党组织。他们紧张地思考着对策。外面党组织并不知道叛徒已经出卖了他们，此时也无法出去向组织报信。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粉碎敌人的如意算盘，及时向党发出报警信号，在失去自由无法与外界联系的绝境下，他们剩下的只有自己年轻的生命了，他们认定已无其他选择，决定采取集体自缢这种最为悲壮而引入注目的报警方式。虽然这样的自我毁灭会给后人留下种种疑惑，但他们宁愿含冤受屈长眠于九泉之下，也要让党少受损失，让同志们早日脱离虎口。
正因为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义无反顾的决心，他们牺牲前才会显得如此的从容。苏蔓和罗文坤从清晨便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先把学生试卷认真批改，又把学生送来的纪念册一一题字留念，然后收拾衣物书籍一箱箱地放好。他们是那样地沉着镇定，仿佛在为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做准备。张海萍则一直倚坐在宿舍的书桌旁，不停地写着。她娟秀的脸庞异常严肃，她给在韶关的哥哥张高科写下了绝笔信，信中援引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示她为了追求崇高的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42年7月12日晚，苏蔓宿舍的灯光通明，房门紧闭，一片寂静。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三人在苏蔓的寝室并排自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苏蔓时年仅28岁，罗文坤26岁，张海萍25岁。苏蔓牺牲前留下了“不自由，毋宁死!”几个诀别大字。
事情发生后，国民党的喉舌《扫荡报》妄图掩盖事实真相，诋毁烈士形象，竟报道污蔑这是“桃色事件”。但这恰恰弄巧成拙，为我地下党组织通报了消息。很快，敌人发觉此举的愚蠢，立即下令收缴当日的报纸，然而已经太迟了。
七九事件发生后，由于苏蔓等的壮烈行动起到报警作用，省工委书记钱兴迅速向灵川转移，并及时通知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或隐蔽下来，保存了党的力量。1943年2月7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沉痛悼念苏、罗、张三烈士，号召全体党员“学习苏、罗、张三同志宁死不屈的精神来保存革命实力”。
【第3篇：大学生红色传奇观后感】
雷经天，他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的广西籍共产党员，他三次被开除党籍，两次在死亡前夕被救，他经历三个人生低谷，从苏维埃政府主席变成背着黑锅走长征的伙夫，他不叛变不抱怨不低头，用忠诚捍卫内心纯洁的信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更多详情，敬请收看。
1926年初，组织上派雷经天到广州黄埔军校任入伍生团党代表秘书、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1926年7月，他奉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初，调任第六军政治部九江留守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调任武汉第三十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员将领;“宁汉合流”、汪精卫随蒋叛变革命，军委调雷经天到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六十团任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会昌战役中，雷经天受重伤，转到上杭任第二十四师党代表。起义部队于潮汕失败后，他转到香港、澳门治伤。
这时，中共广州爆动委员会书记周文雍被捕。中共广东省委派雷经天急赴广州接替周文雍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制定设法营救周文雍的“智取”方案：第一步，将生姜、辣椒炒成的饭菜送进监狱，让周文雍吃后发高烧，迫使监狱长将周文雍送往市立医院留医;第二步，在周文雍被送往医院过程中，实行武装劫持。由于准备充分，周文雍被迅速准确地营救出来。次日，广州和香港的报纸纷纷刊登“无牌小汽车，劫走共党周文雍”的消息，迅速传遍省港。
1927年12月11日，雷经天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率领黄包车夫和工人赤卫队攻占广东省长公署。13日浴血观音山，掩护战友撤退。但是，1928年1月初，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雷荣璞同志临急欺骗潜逃，应即以开除党籍”。1928年春，周恩来赶到香港，代表宣布撤销广东省委决议案，雷经天重新获得党籍。
1928年1月底，雷经天被委任为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由交通员谢生桦带路去北海、钦州。由于旅费不够，沿途乞讨，步行回到广西同正县谢生桦的家里。在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下，雷经天一路行来，见缝插针，点燃革命火种，在同正县建立党的临时县委。回到南宁后，雷经天艰苦地恢复党团组织，领导了邕宁农军游击队，还派雷子震到右江与余少杰、严敏接上了关系。6月，他参加了在贵县心圩街召开的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被选为广西特委常委，负责领导南宁及右江各县党的斗争。7月建立了中共南宁临时县委和共青团南宁市委。8月，中共南宁临时县委改为中共南宁市委，胡奕卿任书记。10月，在梧州的广西省临委机关遭敌人两次破坏，雷经天到梧州找不到临委领导，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同年秋冬，南宁的党团组织也连续遭到敌人残酷破坏，胡奕卿等重要干部被捕牺牲。
1929年1月，决定成立广西省委，文沛任书记，雷经天、朱锡昂、聂根、胡福田等为委员，在南宁中山路重建中共广西省委机关，省委秘书处设在南宁津头村雷家。这时，雷经天的公开身份是南宁中山路光昌汽灯店老板。后来，南宁反动军警侦悉雷经天的行踪，1929年3月4日凌晨，派兵围捕南宁津头村中共广西省委秘书处。雷经天在群众掩护下，藏身屋后枯叶漂摇的莲藕塘里脱险。4月，决定广西省委改组为特委，文沛任书记，雷经天、聂根、朱锡昂等为委员。由于文沛赴港未回邕，雷经天代理书记，坚持领导广西全省斗争。一天，敌人突然包围津头村，搜捕雷经天。群众马上通知雷经天。雷经天经过化装，走了出来。看守路口的敌人问：“你是不是雷经天?”雷经天说：“不是。”敌人又问：“你知道他在哪?”雷经天说：“在他家里。”雷经天指了指自己的家。敌人上当忙于搜查雷家大院，雷经天得于在津头村民的掩护下机智转移。
1929年7月3日，国民党左派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蒋桂矛盾倒桂成功，率部进驻南宁，开始主政广西，邀请中共方面派员来广西合作。和广东省委不失时机地调派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陈希周)等四五十名党员来到南宁，通过正确的上层统战和秘密兵运斗争，我党迅速控制了3支武装部队，推动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雷经天通过统战活动，于8月中旬在南宁主持召开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当选广西省农会筹备处主任委员，韦拔群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大会制定了农运斗争的策略，决定扩大农会农军，创办《广西农民》。会后，又争取俞作柏委任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右江和左江地区各县县长或农运特派员。在雷经天领导下，广西特委有力地推动着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
9月10日至14日，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雷经天家正屋西边厢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传达和贯彻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雷经天以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在会上作《广西党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提出了组织工农红军、武装夺取政权、创立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党代会结束后，雷经天担任中共右江工委书记，奉命带领一批党员到右江平马成立右江农协办事处，他在1942年的《自传》中写道：“布置开辟右江苏区的工作，武装右江各县的农民，整编农民赤卫军合为第四大队，举行暴动，袭击反动的驻军及民团，驱逐各县长，夺取政权。各县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可见，以雷经天为主任的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当时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右江地区的工农武装运动已成燎原之势。
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发动讨蒋战争失败，广西形势突变。10月8日，党派雷经天返右江布置起义准备工作。10月下旬，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纵队抵达百色。雷经天在邓小平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加速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10月28日，雷经天指挥恩隆、奉义两县农军配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一举围歼驻平马、田州的敌视工农运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两营，俘虏敌人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扫除了百色起义的障碍。然后?取果断措施，收徼了平马、田州、果化等镇商团武器，为百色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2月11日，从南宁来的革命军队和右江农军，在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等的领导下，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被指定为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同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来自右江地区11个县的代表和红军士兵代表出席大会，雷经天被推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2日中午，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平马召开庆祝大会，雷经天在会上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张云逸庄严地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大印授予雷经天时，会场爆发出响彻云霄的欢呼。
雷经天作为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主持右江苏区的各项建设。他带领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9个县委和18个区委、16个县革命政权，建立了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和15个县赤卫军，约1.5万人，还建立了5个县总工会、7个县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
雷经天协助邓小平在东兰武篆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在旧州屯党员中开办土改训练班，在平马开办党政干部训练班。雷经天和邓小平、陈豪人等领导人分别给学员讲课，培养了一批土地革命骨干。
在雷经天的直接领导下，1930年1月，右江苏维埃政府发出《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5月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在条件成熟的东兰、凤山、奉义、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开展分田、分地、分山场，切实照顾贫苦瑶民和高山汉民的利益。在领导建设右江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雷经天坚持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注意培养任用少数民族干部。苏维埃政府还吸收先进妇女参加党政军工作，给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使右江各族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
针对右江地区土匪众多的情况，雷经天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扩大赤卫军，配合红军，或剿或抚，使右江苏区的土匪“大部分是肃清了，或者是争取过来了，只有少数零星小股跑到边界去活动”。雷经天作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建设而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右江人民的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