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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5篇

发布时间:2023-09-16 17:51:31

 【第1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5月24日上午,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首映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安徽合肥举行。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第一集《清心直道》25日晚八点已向全国观众播出。

  据悉,中央纪委宣传部正局级纪检监察专员阎群力,中国曲协副主席马小平,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黄群;省纪委副书记车建军,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张志宏,安徽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庄保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俊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汪学致、包公研究会成员、安徽省经信委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包公(包公第34代)后裔包正军、合肥政法委的(包公第36代)包旭东等出席了首映式。

  另据海报,三集高清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电视台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纪录片运用先进的纪录片创作理念,通过再现真实的包公故事,寻访包公精神的当代体现。央视纪录频道定于5月25日20:00起连续三天播出,25日晚八点已向全国观众播放了第一集。

  据了解,此纪录片和以往包公题材的电视文艺作品不同,纪录片《千年包公》坚持真实可靠可信的创作原则,完全根据史实,摒弃戏说,进行人物和实景再现,向观众呈现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包拯形象。

  全片共三集,第一集《清心直道》。介绍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个性形成的原因,通过包拯严格的家训以及包氏后人对他的怀念,突出包拯清正廉洁家风对世人的深刻影响;北大教授孔繁敏、研究包公的专家程如峰、李良学等研究包公的专家学者影片中先后介绍了有关情况;良好的家风、为人心目中的榜样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世;包拯正是受家风、榜样的深刻影响成就了人们世代尊敬和世人传颂的包公;

  【第2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1/3。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即上奏折《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奏议中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即以实物交付。

  同时,包拯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当时官府用物,均摊派给民间,虽云购买,却比市价低。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被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可谓解百姓于倒悬,据《宋史?刘挚传》中记载,“民欢呼至泣下”。

  包拯的这些奏议,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在行文中,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虽有前件圣旨指挥,本处官吏并不遵禀”,并具体指出:“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不虑民力困竭,上下相蒙,无所诉告,为国敛怨,莫甚于此。”谁都知道,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谠论,并无顾忌。

  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包括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叫向绶的人,为官不法,为上所察,他怀疑有人告发,私加拷问,逼其自尽。事发后,向绶故旧多方偏袒,诬罔告发者,干扰案件处理,导致“九十余人依旧收禁”。包拯上书,为被收禁者叫屈,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

  【第3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村),包拯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东县志》上说:“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进士及第后,曾经被朝廷两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尽孝,直到双亲病殁,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时年38岁。

  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枢密副使任上离世。我们知道,北宋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中丞领导的御史台,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使领导的三司,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使领导的枢密院。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在皇帝的总揽下,由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共同组成国家最高领导核心。所以,包拯的职位是相当高的。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民本的高度统一。包拯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能够被朝廷委以重任、视做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这样的忠君思想,可谓臻于极致了。

  包拯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他反复对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与民本是和谐一致的。那么对于包拯来说,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性何在呢?

  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类似这样的话,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能够看出,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包拯将之当做最大的“忠君”,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与民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可以说,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忠君与民本高度统一的积极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直乍看起来真有些不近人情。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而且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

  【第4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训、几首短诗外,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其中有55篇奏议,竟弹劾本朝官员多达61人!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佑、杨景宗等,均在被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包拯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谁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他反复说:

  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于下,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唯恐尧佐不满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此岂爱君之心哉?(《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

  张尧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论列。陛下欲务保全,乃曲假宠荣,并领要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臣实忧危,罔知所措……况执政大臣,与国休戚,不能执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过举,俾天下窃议,谓陛下私于后宫。(《再弹张尧佐》之一)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臣民,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第5篇】党员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今天按照单位组织要求观看了纪录片《千年包公》,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一些检讨。身为党员干部要敢于唱“黑脸”、当“包公”,严把查找问题、谈心交心、自我剖析、民主生活会质量、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六个关口。

  包公何许人?乃北宋名吏,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以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而著称于世。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四风”,徐守盛强调敢于唱“黑脸”、当“包公”,就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包公公正、廉洁、无私、不畏难的精神,在实践活动中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发扬包公公正不阿的精神。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医生”也是“病人”,既是活动推进者也是行为主体人。《荀子?正论》曰:“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公正则下易直矣。”只有领导干部做到公正不阿,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动真格,才能树立起上行下效的良好风范,才能有各级各地出动实招的生动局面。

  发扬包公两袖清风的精神。中央提出整治“四风”,剑指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直击要害,深得人心。整治四风,弘扬廉洁自律精神,关键在于一“弱”一“强”、一“破”一“立”。弱,就是弱化官员的意识;强,就是强化公仆意识,在清正廉洁中服务人民才能取信于民。破,就是改变奢靡浪费的恶习;立,就是树立党性纯洁的理想,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发扬包公铁面无私的精神。无私方能无我,无我方能尽心尽责。没有私心,没有私利,才能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触及灵魂,触及核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敢于亮短揭丑的态度、以治病救人的担当,对照中央八项规定,对照党纪条规,严肃认真地查找“四风”上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原因,认真加以整改,使干部作风状况有一个大的改变。

  发扬包公永不畏难的精神。整治四风也好,转变作风也好,出汗排毒也好,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内在的外部的、上面的下面的难题,搞不好就会前功尽弃,甚至害党害国。要学习包公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不畏难、不怕苦,到问题多、难度大、情况复杂、矛盾集中的地方去,在排忧解难中树立威信、增进感情、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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