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企负责人降薪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8月29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将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以形成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央企负责人降薪至此尘埃落定。
查阅公开资料可知，在公布年报的央企上市公司中，公开年薪的董事长有167位。地产类板块，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以年薪298万居于榜首。
但另一方面，据福布斯发布的CEO薪酬榜单显示，薪酬总额上，恒大总裁夏海钧以4904万元位居地产类民企榜首，夏海钧年薪为宋广菊的16.5倍。
来自相关研究机构的《TOP100上市房企高管薪酬分析》亦佐证了央企与民企高管薪酬的巨大差别。在TOP50高管年薪排行里，央企国企仅13位上榜，民企中，万科一家就占有10个名额。
保利地产广东公司董事长余英曾在个人微博上表示：“万科董事长、总经理的年薪大约是1500万元，保利地产大约200万不到300万元;万科副总的年薪大约800万元，保利地产副总的年薪大约200万元……不比了，伤心了。”
对于二者之间的差距，业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央企国企高管薪酬受到公众质疑，国资委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监管力度加大;另一方面，在制定薪酬制度时，国企更多注重内部公平，民企薪酬的确定则比较随意，在招聘某个岗位时可能会完全打破内部公平性，更关注市场价格。
上述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非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对于高管团队的稳定性难免造成影响，大型央企上市房企高管被民企挖走的情况并不罕见。”以中海系为例，万科就曾通过“海盗行动”从中海地产大规模吸纳高级职业经理人，不少人后来成为万科高速发展的骨干力量。
对于国企而言，官本位思想浓郁，政企不分一直广为诟病，行政级别便为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其级别有正部级、副部级、正厅副厅、正处副处、正科副科几个级别。
但体制内的人们也收获了幸福。的一份关于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时至今日，上述现象慢慢在改变。，全国公务员报考人数同比减少36万。
官员辞职下海的现象日渐增多。以广州为例，原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余耀胜辞任后就职合景泰富地产公司;原广州市“三旧”改造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建华就任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原荔湾区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办公室主任郑汉加离职后任职广东大壮集团有限公司，不完全统计，8年间共11名官员下海，其中有7位进入房企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