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平生所志在于史学，然國史浩瀚，不能窮盡，至於世界諸邦之故事，則更不待言。故余特好其中兩端：一則上古史，且尤重其間之思想；二則宋明之儒學。其前者何故哉？余好古史，非但師承之故，亦本性之使然。上古史史料甚少，故史識尤要，需于眾人皆讀之史料中見他人未見之事，如錢賓四先生據《漢書》作《劉向歆父子年譜》以駁康南海之謬說。《漢書》人人可讀，然《年譜》舉世無二。余言此例，非敢自比于錢賓四先生作《年譜》一事，然于先生《年譜》此一特點，則甚表拜服且心嚮往之，乃以为天授余之所长在于兹矣。其後者又何故哉？蓋理學為吾國最近西洋之“哲學”者，而明末儒學本為吾國宜行之大道也。茲兩者于今世之意義甚顯而重。又以紫陽余姚之所化逾中國而布東亞故，則其又關乎中國學術與世界之聯繫矣，不可謂不重，此余所以欲涉此道也。
巍巍武大，創立有年，三鎮之地，素稱人文淵藪，江漢之汭，長見名士薈萃。湖廣總督倡學于前，中研院長執鞭于後，聞子佈道，周公登壇，吳唐並舉，名重一時。金聲震乎中南，令名揚于神州。凡吾國有志于學者鮮有不慕，而余亦不外，自受學于羅師以來，思慕已久，知欲為實學，難脫大學而有，勉成國器，豈舍高校以得，將變所好為所工，一扫為學之陋習，武大其康莊坦途矣！故敢望忝列珞珈山之門牆，以成生平貢獻學問之志也。茍蒙相識，必勤學自勵以報，余雖不敏，然定不負伯樂之恩！
附曰：余攻學之外，尚醉心于皮黃，且最喜余派。
安慶後學程鵬謹再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