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大学寒假放假时间及开学时间
第一学期
一、新生报到
本科新生：8月18日
校本部研究生新生、港澳台及留学生本科新生：9月6日
医学部研究生新生：9月1日
深圳研究生院：8月30日
二、本科新生体检：8月18日至20日
校本部研究生、港澳台本科新生体检：9月7日至12日
医学部研究生新生体检：9月2日至4日
三、2021级本科生军训：8月21日至9月2日
四、教职工上班：8月30日
五、新生开学典礼：9月10日
医学部新生开学典礼：9月8日
深圳研究生院新生开学典礼：9月2日
六、上课
校本部：9月13日
医学部：在校本科生8月30日
本科新生、研究生9月13日
深圳研究生院：9月6日
七、在校学生注册
校本部：9月13日至17日
医学部本科生：8月30日至9月3日
医学部研究生：9月13日至17日
深圳研究生院：9月6日至7日
八、中秋节
9月18日至19日公休，课程照常进行。
9月20日上课，教职工上班。
9月21日中秋节，放假，全校停课。
九、国庆节
10月1日至7日放假，全校停课。
10月8日上课，教职工上班。
10月9日至10日公休，课程照常进行。
十、校本部秋季运动会：10月16日
十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10月22日
十二、停课复习考试
校本部、医学部：1月3日至16日
深圳研究生院：1月10日至23日
十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1月7日
十四、学生寒假
校本部、医学部：1月17日至 2月20日
深圳研究生院：1月24日至2月20日
十五、教职工轮休
校本部、医学部：1月17日至2月20日
深圳研究生院：1月24日至2月20日
元旦放假安排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2022 节假日安排后另行通知。
学校相关专项工作时间由有关部门另行具体通知。
第二学期
一、上课：2月21日
教职工上班：2月21日
二、在校学生注册
校本部、医学部 2月21日至 25日
深圳研究生院：2月21日至22日
三、校本部运动会：4月22日至24日
医学部运动会：5 月 21 日
四、劳动节及校庆4月30日，公休，课程照常进行。
5月1日劳动节，放假，全校停课。
5月2日至3日，放假调休，全校停课。
5月4日，校庆相关单位上班，全校停课。
5月5日至6日，放假调休，全校停课。
5月7日至8日，公休，课程照常进行。
五、停课复习考试
校本部：6月13日至26日
医学部、深圳研究生院：6月27日至7月10日
六、学生暑假
校本部：6月27日起
医学部、深圳研究生院：7月11日起
七、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7月1日
八、办理离校手续
校本部、医学部：7月4日至8日
深圳研究生院：7月4日至7日
九、毕业典礼：7月5日至6日
医学部毕业典礼：7月2日
深圳研究生院毕业典礼：7月3日
十、校本部暑期学校：7月4日至 8月7日
十一、教职工轮休
校本部、医学部：7月11日起
深圳研究生院：7月13日起
清明节、端午节放假安排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2022年节假日安排后另行通知。
学校相关专项工作时间由有关部门另行具体通知。
二、北京大学最新消息资讯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提出和研究股份制的学者，“厉股份”这一称呼也广为人知......但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近期备受热议的“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最早也是由他提出。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次分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理论，在国内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教授提出。1992年，他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表示，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通过“三次分配”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厉以宁教授迄今已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也一以贯之。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文化经济学》等书中，厉以宁教授又从经济、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摘自1992年厉以宁发表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
01
市场和政府以外的“第三种力量”
近期举行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次分配”有何深意？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一明确的信号与“十四五”期间“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直接相关。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会议强调，“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厉以宁教授始终关注与研究的问题。2018年出版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一书，集结了厉以宁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其中，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文中，厉以宁教授深刻分析了“富强”的内涵与现实意义，并提出“争取实现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并用专门章节对“三次分配”进行解析。
厉以宁教授指出，所谓“第三次分配”，是相对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而言的。市场主导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在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情况之下，参加工作或进行投资的人，按市场规律取得自己的那一份收入。但由于每个人获得的收入多少不一，总会形成收入的差距，而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于是就会有“第二次分配”。
“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策等进行收入调节。比如，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也包括了对于财产较多的人征收的财产税（如房产税），对于贫困户则给予津贴、补助等，都属于“第二次分配”。政府通过收入的调节来缩小社会上的收入差距。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的收入都成为税后收入，而低收入人群不仅不用缴纳所得税、财产税，而且还能得到政府发给的津贴或补助。
“第二次收入调节”以后，社会上还存在较大收入差距，这时就进入“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包括通过社会公益事业把人们捐赠的钱财用于帮助低收入家庭，也包括人们自愿从事的帮助低收入家庭脱贫的捐献，如帮助孤寡老人、病人、残疾人、儿童，还包括人民自愿提供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奖学金等。此外，在针对洪水、地震、泥石流、长期干旱的地区救灾活动中，也会有不少人或向慈善机构捐献，或自行向受灾群众捐款，这些都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次分配”的捐款数额是逐渐扩大的。中国也有相同的趋势，相关的法律法规正日益完善。
“第三次分配”与伦理、文化息息相关。厉以宁教授在《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出“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一小节。他提出，在我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相当多时期处于动荡阶段。那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社会之所以得以延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应发挥作用。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
02
如何做好“三次分配”？
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协调与发展方面依旧会留下一个空白。不管留下的空白较大还是较小，都意味着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做。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突出了。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因此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
关于“如何做好三次分配”，厉以宁教授也指出过解决路径。
厉以宁教授表示，第一次分配中，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第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物价上涨，最低工资标准不提高，当然无法提高劳动收入水平，那么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下降了。而且一旦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其他相应工种和等级的工资待遇就会提高。第二，农产品销售价格要逐步提高。在农村，种粮食是最不挣钱的，种粮食的人是很穷的，所以农产品销售价格需要逐步提高。第三，要大力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农业产业化，让农民从延伸产业链条中得到更多实惠。
厉以宁认为，在第二次分配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第一，对贫困户和灾民进行救济。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出台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扶贫项目。第二，利用税收调节。如个人所得税问题，不仅仅在于提高征税的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根据家庭的负担，根据家庭的收入来调节税收。因为单身的人与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他们的负担是不一样的。第三，现在是到需要考虑遗产税、赠与税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了，这是第二次分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关于第三次分配，厉以宁表示，凡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国外的一些经验。从第三次分配着手，相信可以缩小现在的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问题，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也关乎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第三次分配也越发受到高层和各方关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再次释放出重要信号。经济学家们认为，要进一步扩展第“三次分配”的范围，增加个人捐赠的规模和总量，将潜力发挥出来，还需要制定好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厉以宁，男，汉族，中共党员、民盟盟员，1930年11月出生，江苏仪征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教育部第六届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