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圈子文化的危害与治理发言稿
广西、四川、江苏、河北存在官场“圈子文化”。如四川，被指出“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一些领导干部一度热衷于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在广西，“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在江苏，“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在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近年来，查处的不少腐败案件都是窝案，特别是一些“老虎”落马，相继落马者不乏同学、老乡、上下级、校友等关系，这无疑是畸形“圈子文化”造成的恶果。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此次中央巡视组晒出的巡视账单着重指出了“圈子文化”问题，足以看出官场“圈子文化”的危害之大。官场“圈子文化”已经成为各种不良风气，如贪污腐败、耽于安乐、同流合污的温床，成为个别圈子、个别干部违纪违法，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圈子文化”的腐蚀性与危害性。
“圈子文化”显而易见的巨大危害有两个。
首先，“圈子文化”是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不仅仅在于滋生腐败，也在于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腐败。一个贪腐者的出现，可能还会有一点儿遮遮掩掩或者内心的不安，而“圈子”腐败，则会形成一种“法不责众”的自欺欺人和变本加厉，贪腐行为也会表现得狂妄嚣张。一些腐败窝案曝光后，我们发现这些贪腐官员都拥有集会、享乐的会所，这些地方既是他们耽于享乐的场所，也是他们拉帮结伙、勾兑利益的地方，这种现象正是“圈子文化”的突出体现。“圈子文化”的存在，为“圈子”提供了成员引入、联系交流、利润分配、风险应对的途径和便利，可以说，“圈子文化”已经成为腐败蔓延横行的帮凶与工具。从查处的腐败窝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部门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腐败带来的问题，而是由一个囊括了各类官员、商人、官员家属等在内的“圈子”造成的腐败，这种腐败现象不仅大大加剧了危害和损失，而且也为之后的根除影响带来了很大难度。
其次，“圈子文化”是恶化官场生态的催化剂。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这些维系人们日常人际关系的“圈子”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蕴涵了诸多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官场“圈子”已成为隐藏在正常圈子外衣下的社会毒瘤，在这种圈子里，圈子关系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甚至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有一种说法是：“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这从侧面印证了官场“圈子”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决策和执政。在现实中，“圈子文化”的存在，势必弱化大家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导致用干部、作决策不是选贤任能、实事求是，而是讲圈子、看亲疏。“圈子文化”一旦大行其道，就可能使一些人面临“要么加入圈子，要么被圈子孤立、抛弃”的两难选择。曾有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就表示，“进了这个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2012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
这种由“圈子文化”导致的权力非正常运行，正是政治生态恶化的信号，因此，必须加大治理力度，抵制所谓的“圈子文化”，净化官场政治生态，力促反腐倡廉取得新成效。
首先是防范权力过度集中，以监督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病态存在，衍生出一大批腐败群体，就是因为存在“圈子文化”的地方或部门权力过度集中。“一言堂”“一支笔”的存在，使得个人权力很容易失控，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地方政治、经济等整体发展就会面临发展风险，而个人权力过度集中，也就更容易形成病态“圈子文化”，导致“圈子”腐败的滋生蔓延。因此，抵制“圈子文化”，就必须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强化权力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