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以下是小编带来的反对圈子文化心得体会，希望对你有帮助。
反对圈子文化心得体会(一)近期，在中央巡视组对外公布的被巡视央企反馈情况中，“小圈子”问题屡被提及。“小圈子”已成为危害党肌体健康的一种顽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党员、干部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但社会上对如何认识“圈子”，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领导干部可不可以有“圈子”?“圈子”能不能得到净化?要消除的是“圈子”，还是“圈子文化”?“圈子文化”的危害是什么?为澄清认识，辨明是非，本论坛特约请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圈子”可以有，“小圈子”不能碰
“圈子”是指具有相同爱好、兴趣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圈子”范围广泛，类别众多，如“文化圈”、“朋友圈”、“微信圈”等，联系较为松散。虽有优劣之分，但这样的“圈子”大家都可以有。狭义的“圈子”特指政治上的“小圈子”，是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谋取私利的小团体。这样的“小圈子”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背离，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违反组织纪律，危害党的团结统一，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
江苏省阜宁县纪委王国柱:实际上，“圈子”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之分。领导干部也是人，只要参与社会交往，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况且领导干部正常的、适度的社会交往，有利于调节情绪、放松身心，有利于开阔视野、丰富思想，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扩大信息来源。只要不用来谋取私利，领导干部可以有自己的“圈子”。
井冈山干部学院姚玉珍：我认为，现实中的“小圈子”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式，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运行规则和文化价值观念。从正向看，“圈子”可以使人们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坐标，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负面说，“小圈子”会使得社会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利益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而成的不正当关系网。领导干部对“圈子”要慎重，要警惕“圈子”变“圈套”，以免掉入陷阱。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柴杰：我这里讲的“圈子”是特指搞山头主义的“小圈子”。我们党一贯坚决反对“小圈子”。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大都是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从规矩抓起。对此类问题，如不下力气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危害党的肌体。
净化“圈子”须监督和自律并重
现在，社会上各种“圈子”鱼龙混杂。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督促其净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工作中。
江苏省建湖县纪委胥加洲：我认为光靠外部监督很难净化领导干部的“圈子”。现实中，有的人认为干部的“圈子”活动涉及个人生活，不少内容属于个人隐私，过多干涉有侵权之嫌，不宜监督。有的认为基层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任务重，一些干部在外应酬多，自然要接触企业老板，与“大款”交友，其真实目的，局外人难以界定，无从监督。还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在“圈子”的活动具有隐蔽性、私人性、复杂性，圈内人员之间又有相容性、保护性，监督起来难度大，不易净化。
湖北省利川市纪委陈登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我们注意到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专门把交友过多过滥，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复杂，作为一项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很有针对性，纪检干部作为监督者，如果自己的“圈子”过多过滥，更容易出问题。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包括纪检干部在内，都要在社会交往中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善于识人，要把握住“朋友圈”不是越大越好，“生活圈”不是越广越好，应坚持原则，做到择善而交、择人而友。
江苏省阜宁县纪委王国柱：净化“圈子”，自律很重要，但也离不开外部监督。必须构建家庭、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监督网络，形成监督防线。家庭监督，宜采取多种形式教育领导干部家属多关心、过问领导干部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当好“廉内助”，为廉洁从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组织监督，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瞪大眼睛、拉长耳朵，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的交友情况，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监督格局。社会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多形式、多方面了解领导干部“生活圈”、“朋友圈”的情况。通过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领导干部“圈子”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公布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领导干部自觉净化“圈子”。
坚决摒弃“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古已有之，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代名词，与以为民、务实、清廉为内核的党的价值取向根本对立。党内“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不利于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知名时评人于文军：“圈子文化”虽脱胎于“圈子”，但与“圈子”不能画等号。我们要消除的是“圈子文化”，而不是“圈子”。从历史与现实看，“圈子文化”是导向“山头主义”的基础，具有负面性，发展下去往往会破坏政治生态，让一些党员干部失去政治信仰，形成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彻底铲除“圈子文化”的土壤，非一朝一夕之功。现阶段，清理和整治“圈子文化”，重在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领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至于普通群众的“圈子”，应当倡导其高雅向上的价值取向，使普通公民的“圈子”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一个个能量源。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柴杰：由于传统儒家社会重人情、轻法治的特点，我国的“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从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到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帝后党争，尽管圈子的成因不同、良莠互见，但最终都加剧了统治危机，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箴言。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斗争的需要，形成了各个解放区、根据地和白区等的客观分离，出现过与共产党的党性对立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建国之后，党中央一直十分警惕山头主义、防范“圈子文化”。而从林彪到“四人帮”，无不因为搞“小圈子”，给党的团结和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从近几年落马的领导干部来看，很多人都是毁于不正常的“小圈子”，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纪律和规矩是医治“圈子病”的良药。要想“肌体健康”，就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强对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情况的监督执纪，使守纪律讲规矩、一板一眼按纪律和规矩办事，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党内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在查处的一些腐败大要案中，少数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他们选人用人，一切以能否对自己尽忠为标准，这种人身依附性，严重损害党的选人用人原则。投机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点，它不仅推动“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共产党人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败坏党的形象和风气。帮派性，是“圈子文化”的总体特点。现在腐败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帮派圈子，纯粹是以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点。当前揭露出来的帮派圈子，无论搞人身依附，还是搞政治投机、结党营私，都贯穿一个“贪”字。消除“圈子文化”的影响，必须从抓价值观建设、法治建设、纪律建设方面多措并举，并由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各级干部身体力行，只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抓，坚持不懈地抓，就一定能铲除这种腐朽文化的影响。
反对圈子文化心得体会(二)中央第九巡视组组长杜德印对四川反腐巡视通报时指出，要深刻认识四川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压案、捂案行为，对发生串案、窝案的地区和单位，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同时指出四川存在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前些年一些领导干部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的职务晋升和经济利益;存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一些干部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存在官场“圈子文化”。
现今，都存在圈子，诸如经济圈、文化圈、政治圈。进入圈子，便诸事好说，诸事好做;圈子外的人，如果不融入圈子，就被视为“异类”，本来可以做成的事，也变得难以达成。这些圈子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官场圈子。一旦成为圈中人，便取得了“优先考虑”、“优先提拔”的入场券，甚至可以无条件、无原则、无组织、无纪律地被提拔。中央巡视组此次通报指出，广西四川江苏河北存在“圈子文化”，四川省自十八大至今已有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被视为腐败重灾区之一。官场“圈子文化”，就如同黑社会一般，政治腐败案一查就能牵扯出许多相关人员，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都是官场“圈子文化”所造成的。
官场“圈子文化”，让公平正义变得遥不可及。圈子一旦形成，业绩与能力都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只要有后台，有圈子内的人“提拔”，升迁、利益一切都不在话下。圈子里的人就被视为“自己人”，提拔“自己人”也似乎“有利可图”，甚至可以说是让圈子“可持续发展”。圈子外的人，想被提拔也就变得遥遥无期。
整治腐败隐患，要拔除“圈子文化”根基，变腐败整治事后惩罚为提前防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官场“圈子文化”危害甚深，不利于民主法治的建设，不利于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不利于政治和谐与稳定。实现政治“可持续发展”，要坚决遏止官场“圈子文化”，还政治官场以清风正气。
